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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新华社图片） |
二是大湾区建设需要粤港澳三地协同。中央层面有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到粤港澳三地层面也有推进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甚至珠海、中山等地市也设立了大湾区建设领导相关协调机构。这些协调机构的设立有利于调动资源推动大湾区建设。但从根本上，大湾区建设还是需要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就具体的事务进行协同，不要只顾自己的那些小利益，而丧失新的发展动力。当年浙江愿意将洋山岛交给上海开发，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深水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三地的协同要大气谦和、着眼长远。
三是大湾区建设需要让民众享受到大湾区建设的红利。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要素之一是人的发展，包括物质、福利、社交、参与、权利等人的发展的基本要素。粤港澳三地民众是大湾区的主人，要让民众有大湾区发展的荣耀感，就要带动民众的参与感，进而增加民众的获得感。这样民众才能支持大湾区、服务大湾区。
中评社：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中说，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纪念会上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作为“一国两制”实践的先行者，港澳能够为此提供哪些经验借鉴？
张建：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对台政策五项主张中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引发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各界，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最早实践“一国两制”的香港自然最有发言权。由于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国际背景、历史逻辑等差异，“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然与“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会有差异。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形成、过渡及二十多年的实践对台湾方案必然有借鉴。
我觉得从宏观上香港可以提供的借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方面。一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二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三是过渡期各利益攸关方的互动；四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五是中央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关系；六是国际空间和国际地位的保障；等等。
当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出现了新问题、新情况，这些可能是在香港回归前没有预期到的，因此“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要有长时段、前瞻性的预判，特别是台湾社会的矛盾、台湾的民意、与大陆的制度冲突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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