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 |
中评社香港7月22日电／7月14日“沙田事件”意味着香港反修例运动继续发酵，警民冲突升级，运动本身有扩大化之势。自七一暴力占领立法会以来，尽管运动性质已经恶化，民意及合法性已经有所转移，但运动惯性及能量仍在一定的高位保持，对香港法治与社会的危害性依然存在。
从法律上讲，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本身有正当性及合法性，不仅可以解决陈同佳案的个案移送问题，还可以弥补香港与未签移交协议的其他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移送制度漏洞。特首及特区政府是从完善香港法治及提供刑事正义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的。即便如今修例工作因为政治原因无限期暂停，甚至如特首所谓的“寿终正寝”，但香港法律体系的这一漏洞依然存在，修例的必要性不可能因为社会运动压力而完全消除。不过，由于原计划要赶在今年10月之前完成修例以及时运用之，特区政府的立法谘询与解释的工作未尽完善，引发市民恐慌，更被反对派及外国势力扭曲放大，极限利用。
修例风波除了条例谘询程序不足及解释不力外，还存在更重要的原因：其一，香港社会对内地体制与司法的深度不信任是主要因素，反对派的造势动员成功激发了这一内心不安全感；其二，占中之后香港反对派连续遭遇政治挫折，士气低落，但也蓄积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怨气，此次得以集中爆发；其三，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之际极限利用“香港牌”施压，对运动推波助澜，是非常关键的外部因素；其四，台湾独派团体甚至民进党当局以“太阳花学运”全套技战法支持和推动香港反对派升级对抗，污名化“一国两制”以回击习近平讲话，为岛内2020选举攫取政治利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社运风暴，一起命案引发但波及全香港的社运风暴。
这些游行示威按照香港法律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及获得警察的现场保护，本是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但这些最初合法的行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违法及暴力化倾向，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其一，游行示威存在超出警方划定路线、规定时间及和平方式的违法性；其二，游行示威过程出现围攻政府机关、阻断道路交通、滋扰其他公众以及升级使用法律严格禁止之暴力的情形，触犯香港法律上的多种罪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