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国际合作日渐增多。随着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持续深入，智库开展国际交流的渠道也加快拓宽，类型多样的研究合作与战略共商共建活动日益频繁。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倡导发起的“丝路国际智库网络”现已包括54家成员与伙伴机构，包括来自28个国家的35家权威智库以及若干国际机构和全球知名企业，此外与英国、法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政府部门的合作现已上升为国家层面对外交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保尔森基金会、基辛格研究中心、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多家知名智库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际经济研究局等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按年度联合举办“中美经济对话”“中国经济年会”等国际性智库研讨会议。
二、当前我国智库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建设布局亟待优化。尽管我国智库建设的顶层部署已基本明确，但智库发展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仍然不高，党政、军队、高校、企业和社会智库发展模式趋同，缺少面向不同类型智库运行规律与特点的差异化政策供给。在党政智库方面，因长期接受上级部门定向委托开展研究，造成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创新动力不足，研究成果的独立性与理论支撑偏弱，引领主流价值与社会思潮的能力普遍不强。在高校智库方面，因其大多由院系下设科研单位转化而来，虽数量多、领域广，但机构规模各异、管理比较松散，组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少符合智库职能的组织体系与管理建制。在企业与社会智库方面，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缺少使其有效参与决策咨询工作的制度安排，机构大多存在定位模糊、边界不清、职能混乱的问题，很多不具备咨政研究能力的营利性市场咨询机构以“智库”标签包装自己，借助网络媒介随意发表未经调研论证、不负责任的观点和言论。对于上述各主要类型智库的统筹管理与分类施策亟待加强。
2.咨政水平有待提升。首先，战略研究与政策研判能力不强。基于既有部署的阐释性、延伸性研究较多，针对未来发展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谋划和针对当下改革过程中突出矛盾化解的对策性建议较少，研究工作中“重量轻质”的问题比较普遍。其次，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比较陈旧。研究选题普遍基于学科专业进行分类，导致热门领域扎堆、重复研究，潜在重点领域和战略新兴领域关注不足甚至无人问津的局面。研究过程基于定性推论多于定量分析，面向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分析框架与趋势预测模型等研究工具创新严重滞后，高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解析战略趋势与研判发展走势的创新实践不足。再次，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健全，成果评价过度看重批示率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对研究成果的战略价值、理论价值、政策实效等因素还缺少合理的评价体系作为保障。
3.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首先，高端专业领军人才不足。现有体制内智库的岗位管理大多还带有较浓的行政化色彩，岗位设置与选人用人机制不够灵活，首席专家、资深研究员等管理型研究岗位的灵魂与核心作用不强、职责体系不够明确，社会与企业类智库则欠缺健全的研究性岗位配置。其次，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不强。大多数智库目前还缺少在国家重点改革领域、重大基础领域和战略前沿领域的专业化人才梯队支撑，人才培养的体系性、规范性与保障性不足，同时骨干研究人员年龄老化和人才流失的现象也愈发严重。再次，人才交流与人才共建机制尚不完善。我国智库发展还很不均衡，体制内智库强、体制外智库弱的问题比较突出，智库之间以及智库与决策系统之间缺少高效的人才交流与共建机制。
4.绩效管理不够成熟。现阶段，大部分党政类智库仍然沿用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针对研究人员的绩效管理与评价机制尚不健全，在符合智库业务结构与人员特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方面欠缺创新，经费使用规则、人事奖励办法等相比较行政系统缺少突破。此外，由于智库职能不断拓展，包括政策评估、质询以及对外交流等职能已无法纳入常规性绩效考核范畴，现行绩效管理与人员激励办法在提升智库建设投入效率、促进研究成果产出等方面亟须进一步加强绩效转换与动态激励机制，用以保障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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