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优先”的政策降低了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德国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去年11月2日发文称，“反美情绪一直伴随着我们对这位盟友的感激和亲近之情存在于我们的国家里，这种情绪正在上升，并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同时，这种信任的下降在短期内难以回复到过去的水平。美国大选结果显示出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特朗普理念的支持者，让欧洲更为谨慎。对此，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辛格今年在采访中说：“我们震惊地认识到，美国并非永远地为欧洲提供长期保障。明智的欧洲人必须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四年后又出现一个步特朗普后尘的美国总统，欧洲应该怎么办？”
第二，美欧的分歧随着疫情影响的持续将更加明显。在新冠疫苗分配、军费开支、“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等问题上，美欧之间都存在严重分歧。在疫苗问题上，一方面，美国加购疫苗造成部分药企无法实现对欧洲国家的承诺，另一方面，德法提出拿出部分疫苗支援非洲的主张被美国拒绝。在军费问题上，拜登政府可能无法做到完全转变前任的政策。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问上，美国和德国的矛盾难以有效解决。其实这些分歧的本质是，伴随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欧利益诉求的矛盾越多。
第三，欧洲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难以忽视，无论是在应对疫后的经济复苏，缓解疫情，还是维护多边主义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中国都可以向欧洲提供重要的支持。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这一数据强而有力。
第四，欧洲并不乐见中美之间的竞争转为冲突。拜登将中国描述为是“竞争对手”，虽然相比特朗普时期有所缓和，但中美的竞争关系中不乏角力，如果不能有效管控，难以避免会滑向冲突。尤其是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需要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应对中国，其间，欧洲如何进退，相当于是中美竞争中的一种“风险管控”。以特朗普时期为例，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反华演讲后，欧洲各国没有跟进，避免了中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升级。
欧洲对外政策展示出更加理性务实的特点，但随着全球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上升，未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界正面临深刻变化，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的演变，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并将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一轮调整。我们必须真正理解，以意识形态划线已经过时，只有加强坦诚对话、团结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真正应对未知的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