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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中评社 李娜摄） |
田飞龙表示，香港普选一定要顾及国家利益，不顾及国家利益就是像独立政治体一样按照国际公约来普选，顾及国家利益就是按照基本法来普选，因此不是要不要普选，而是要不要顾及国家利益的普选。
田飞龙在其最新著作《后占中治港——法理与政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上市）一书中关注到后占中治理问题。他回忆说，自己全程观察研究占中运动，认为是香港民主与社会矛盾冲突相互激荡的最丰富画卷，因此个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占中后每过一年都会写一篇文章来反思这场运动。2015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当占中已成往事”，他曾乐观地认为占中已经快速地烟消云散，社会转入经济民生的重建过程，但后来发现是个误判。2016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占中并不如烟”，他敏锐观察到青年本土派经过重组，重出江湖，在立法会选举上大获进展，取得七个议席，后来引发“港独宣誓事件”。2017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莫让占中成为香港民主的墓志铭”，他动情地说道：“香港民主不能停留在占中和831，这只是一个节点，甚至是一个里程碑，而不是终点，要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民主怎么继续向前走。这要看香港人的政治成熟及中央的政治信心。”田飞龙说。
高度自治与香港未来：香港人对大湾区又爱又怕
田飞龙谈到，香港社会存在一定的本土分离甚至港独势力，需要中央管治与高度自治各自发挥制度效能，共同作用以维护基本法权威秩序，而目前“一国两制”下国家对香港的宪制建构还未完成，香港的“人心回归”悬而未决。
田飞龙提出有序融合三策。一是同等待遇，现在属于融合的同等待遇初级阶段，只重视经济民生的同等待遇，没有重视在公务行政方面进行吸纳和身份再造，因此港澳台同胞很难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海外维和、海外利益保护、做外交官、做公务员。因此公务行政的同等待遇必须成为下一个努力的方向。二是再国际化，香港现在的国际化不能仅仅是西方主导的体系，还要参与国家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化，贯通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与经贸复杂网络，这样才能继续维系作为东西方枢纽的国际地位。三是大湾区，现在香港讲民主的人少，讲大湾区的人多了，大湾区是给香港机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是给香港再国际化的机会，让香港收取两面国际化双重代理费。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田飞龙表示要认识到，一是大湾区绝对不是香港的，而是国家的，香港只是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国家没有责任包办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香港必须要自己争取，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国家，以及实现经济转型和成长的机遇，但绝对不是专属于香港人量身定做的战略。
二是从契约到身份的转型。不能仅仅是地区之间的协议，经济产业的合作，必须构造一种大湾区的共同的身份认同，通过大湾区身份连接到国家身份。
三是大湾区在行政管理上必须要创新。在多元地区上建构一个实质的湾区，必须要有一个大湾区管委会，管委会必须要高于湾内任何一个城市，才有能力协调、解决和决定大湾区内发展的重大问题。
田飞龙表示，香港人对大湾区又爱又怕，爱的是大湾区能够转化香港未来面临的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怕的是香港以后还能否叫香港，害怕香港消失于大湾区发展的滚滚红尘之中。“但如果湾区发展真的这么好，是不是香港人还重要吗。”田飞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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