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新自由主义瘟疫与美国的民主衰败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社会科学学者
2020年4月28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百万大关，病死人数多达5万8千人，超过越战死亡的美军人数，成为全球疫情最为惨重的地区。4月8日，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0万和1万3千人。在短短二十天之间，美国确诊人数增加了一倍半，死亡人数增加了近3.5倍！当疫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受到控制的今天，美国的疫情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而且严重？
一、自由主义瘟疫
著名的语言心理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DiEM25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下人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利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实是造成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主导制造的意识形态。当年的雷根以他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宣读企业老板交给他的剧本，将政府视为妨碍自由经济的问题所在。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柴契尔夫人告诉民众，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个人必须被扔进市场以求生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一种来自企业公司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试图让人民摆脱政府，并且把对公众做出决定的权力移交给不必负责的私人企业。
就这次疫情而言，美国政府其实有许多资讯，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流行，在爆发之前的2019年10月，病毒就已经被发现了。美国机构曾经预测该瘟疫在美国范围内的传播情况，并对瘟疫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进行预测。但是，政府与机构没有继续制定相应的后续措施。
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发现的特殊肺炎，及其病因不名的症状。一周后，一些中国科学家鉴定其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他们对其进行排序，并将资讯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那时，病毒学家都知道他们是新冠病毒，并且知道如何处理。有些东亚地区的政府（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都采取许多遏制措施，至少抵御住第一波瘟疫的爆发。
但是欧洲大多数政府的领导人都抱持漫不经心的心态，最糟糕的是美国。川普在第一天说：没有危机，它就像流感一样，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第二天他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危机，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第三天他又改口：我必须让企业来处理它，因为我必须准备选举。
把新冠肺炎的问题交给企业处理，其实就是交给私人保险公司。问题是：美国有近三千万人 没有医疗保险，还有四千多万人只有低额度的保险。在美国，保险公司将医疗给付极度细分，急症、住加护病房、影像学检查、药费、复健，每一项目都分别计算费用。保险涵盖的项目愈多，保险费愈高。未买足保险的民众想要就医，就得提心吊胆，深怕一看病，就得多付出一大笔开销。疫情爆发后，一次筛检费用，就得付三千美金（约十万台币）。付不起筛检费、医药费的民众只能自己反锁在家，以免染病。
欧洲人向来相信病毒无法消灭，人必须勇敢锻炼免疫力，与病毒共生。西方人平常就不看小病，只看大病。对于新冠病毒先是不甚在意，将强制戴口罩、公共场所量体温、居家禁足、隔离治疗视为侵犯人权。仅接受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隔离效果自然十分有限。德国与英国政府都在还只有少数确诊数时，便宣布大传染无可避免，让大家准备集体感染，引起争议。及至发现或感到无法控制疫病时，则倾向将医院留给最需要的老弱与慢性病人，其他人自己面对生命挑战。
美国人一般都认为：医疗健康是个人自己的事，很少有人会向政府求助。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直到三月，才对白宫承诺会担负检测费用，但还是缺乏足够试剂，美国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统计皆为医院收治病人，无法计入在家中病故的黑数。这种态度碰到新冠病毒，结果就甚为惨烈。
疫情在美国延烧之初，西雅图一名确诊老太太治愈后，医院要向她收取30万美元巨额医药费，导致全美舆论哗然，结果当时不少美国人，尤其是老年人，唯恐庞大医药费拖垮家计，债留子女，宁愿病死也不就医。川普曾经宣称奎宁对治新冠肺炎有效，凤凰城有一对老夫妇，听信这种说法，竟自行服下含相似成分的鱼缸清洁剂，不幸酿成一死一命危。
二、唯利是图与贫富悬殊
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商品化成为低收入民众就医的最大障碍。三十多年前，美国医师主导建立了健康维持组织（Health Maintaince Organization）、三级转诊、家庭医师的制度，原本可谓立意良善。如今时过境迁，“客制化医疗服务”的对象变成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医院经营方针与国民健康保障渐行渐远，看病成为昂贵消费。
乔姆斯基指出：17年前，SARS流行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立刻着手开发针对潜在病毒大流行的保护措施。病毒被鉴定、测序，很快就有疫苗可用了。他小的时候，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曾经一度是可怕的威胁，但罗斯福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发明了“沙克疫苗”。“沙克疫苗”没有专利，向所有人开放，很快把它终结掉了。
这次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美国人将命运托给了私人企业制药公司。他们不必对公众负任何责任。对大型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健康的疫苗更为有利可图。
新自由主义对欧美国家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最严重影响是，极端的贫富悬殊。从八○年代起，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过度追求利润，忽视工资及社会福利，以致全球财富日益集中。在美国0.1%顶尖人士坐拥全国20%的财富，0.9%的人享有另20%，9%的人再占40%。贫富差距已严重到硅谷选出的众议员向媒体坦承，他的巨富选民非常担心美国爆发革命。
底层90%的人怎么分配剩下20%的财富？资料显示，中低技术人员平均工资已四十年不涨。50%没有储蓄，更没有退休准备。40%的人是月光族。10%的人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只有三成高中毕业生付得起昂贵学费念大学。这些教育程度偏低、就业困难的“穷白人”占白人人口47%，大多住在小州、小城或乡村，只有迁离老家才有机会向上提升。
白人如此，黑人的情况更糟。他们不只是贫穷，而且还跟犯罪连在一起。青年社会学者艾利丝·高夫曼（Alice Goffman，名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之女），在费城化名“第六街”的黑人区做了六年的田野观察，写成《全员在逃：一部关于美国城市黑人逃亡生活的民族志》一书（李宗义与许雅淑译，2018）。书中指出：1970年以后，美国关到监狱的人数节节上升。目前美国有220万人受到监禁，480万人处在缓刑或是假释状态。过去四十年，美国监禁人数增加五倍。这些受刑人主要是来自非洲裔社区的男性，13%的美国非洲裔人口，却占有37%的坐牢人数。年轻黑人九人中就有一人坐牢，相对来说，白人年轻男性则只有2%。中学学历以下的黑人，60%在35岁以前都曾经坐牢，对他们而言，刑罚体系代替了教育体系。在监狱里的生涯，使他们都能认识彼此。透过这样的“社区”，每一个人都和犯罪者连结在一起，产生连带污名或连带偏差行为。他们必须互相掩饰对方的罪证、帮忙别人逃亡，也因为如此，几乎没有人在社区可以当成是正常人。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偏差，而是整个社区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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