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超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经济需要结构调整，但这一过程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政策协调，从而避免由于市场出清和恐慌情绪导致的流动性短缺，干扰正常经济活动。因此，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释风险的作用。他认为，目前我国宏观政策呈现为“多目标兼顾”，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等，因此，货币、财政、产业等相关政策都要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
谢亚轩认为，中国财政政策应更为积极，并且应坚持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减少政府部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干预，调动家庭和企业的积极性。基于国内高宏观杠杆率、高资产价格的事实，中国当前应以稳就业为目标，立足供给侧，托底而非推高经济增长。在政策组合拳中，大规模基建、全面放松房地产政策等市场猜想，都不会成为中国政策工具箱的首选项。
明明对记者说，要实现稳增长和低杠杆，落实“房住不炒”和控制房价，中国已不宜再通过政府部门转移杠杆，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要从以往的“大政府大支出”转向企业投资和消费拉动。
人民币汇率升或贬？
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依然保持着6%以上的经济增速，从增长潜力上讲，中国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方面仍有广阔空间。毫无疑问，这是人民币汇率最有力的支撑。国海证券宏观分析师樊磊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缓解，美联储年内降息，这都意味着人民币可能会适当缓慢地升值。
党超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近两年汇率市场的起起伏伏，其背后逻辑主线始终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不断演变。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一旦叠加，就可能令市场预期在短时间内出现“恶化”。目前贸易冲突只是有所缓和，深层次矛盾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因此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必然还有波折。
今年5月上中旬，伴随中美经贸磋商出现反覆，人民币贬值压力再次加大。Choice数据显示，5月6日至17日的10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贬值合计1772基点；随后6月19日开始美元明显走弱，3个交易日内对人民币下跌最多超过1个百分点。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阶段性持稳态势。
对此谢亚轩认为，美元有效汇率走弱，可能带动国际资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流入，从而改善相应地区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美元周期和基本面因素看，美元指数已属强弩之末，未来更可能走弱，欧元、日元和英镑更可能走强。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条件下，美元弱而欧元、日元强，从参考篮子货币的角度看，将有助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回升。
解运亮告诉证券时报记者，5月下旬，随着央行出手一系列措施，人民币汇率得以企稳。总的来看，这一区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主要驱动力仍是市场力量，而非政策因素。6月下旬以来，伴随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和中美重启经贸磋商，人民币在前期贬值基础上出现小幅反弹。解运亮指出，综合来看，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小幅双向波动为主，长期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领先全球，人民币升值是大概率事件。
自2015年“8•11”汇改后，加强汇率弹性成为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一大特征。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整体呈双向波动走势。具体来看，2018年下半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国内基本面走弱、美联储缩表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进入2019年之后，在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关系有所缓和、一季度国内经济回暖的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但此后的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也造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快速贬值。
“具体来看，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或对国内带来资本流入，并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但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仍在探底，人民币汇率并不具备大幅、快速走强的基础，后续或将维持企稳态势。在边际上人民币汇率或将小幅升值，但空间相对有限。”明明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花长春向记者透露，今年4月份，他在与海外市场机构交流时，对方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基本不存在风险，但现在这一趋势已开始转变为“担心”。同时，虽然未来美元走势可能偏弱，美国市场利率的下降幅度也会超过中国，但从基本面来看，中国国内制造业投资趋势不理想，内需仍有待进一步提振，我们仍需要应对人民币贬值的风险。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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