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波及，2019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赤字达到8888亿日元，接着2018年下半年已连续两期赤字高悬。如果日韩经济摩擦全面爆发，必将带来更大的冲击。
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的今天，这一出口管制及其造成的外溢影响将不再仅仅局限在两个国家、少数产品上，对苹果、戴尔等别国企业，以及电子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也将产生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贸易气氛整体趋向保护主义的背景下，这一突如其来的负面影响更显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出口管制尚未达到“贸易制裁”的级别。而即便是“贸易制裁”，从世界各国过往的历史来看，除了工具性、器物性的目的之外，更多地带有道德性、象征性的目的，为的是展示对他国行为的不满、抗议、惩戒等姿态。不消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也往往在所不惜。从这个意义上，单纯地谈出口管制造成的经济损失事实上意义不大，更何况目前这尚在双方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源于政治化，归于政治化
文章认为，鉴于前述的分析，此次出口禁令固然表面上是贸易领域的摩擦，但实则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又一个鲜活案例。遗憾的是，贸易又一次作为政治纠纷的“出气口”和“替罪羊”。既然问题源于政治化，那么其缓和也只能求诸政治化。类似的贸易摩擦不管如何剑拔弩张，终究要回到以外交手段解决的轨道上来，也终究只能通过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决断才能真正平息。单纯官僚层面和技术领域的交涉和谈判，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至多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事实上，日韩双方7月12日已经在位于东京霞关的日本经济产业省进行过两国事务级别的“说明会”，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最终被延长到五个半小时，也无果而终。且会后双方还为会议室的档次和整洁程度、桌椅的摆放、该穿西服还是短袖衬衫等“待遇”和“礼节”问题争执不下。
对于同在东亚的这两个重要盟友，现任的美国政府与前几任政府有所不同，似乎暂时也缺乏从中积极调和、斡旋的意愿。对于美国而言，相比左右安抚或作为仲裁人判定错在何方，更重要的是防止这一经贸争端进一步螺旋上升乃至无限扩大，超出可控范围，进而影响到自身在亚太的战略利益。
不少评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和韩国的一个个镁光灯下的高调进展不同，安倍政府似乎相形见绌。在7月21日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安倍政府刻意突出外交安保议题，或许有助于缓解选民对于“安倍经济学”老生常谈的“审美疲劳”。倘若如此，则这一摩擦有望在选举之后逐渐平息。但从目前态势来看，双方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缓解情绪。日本外务大臣与韩国驻日本大使最新见面时的“非常规”冲突即是明证。
有声音认为，日韩关系已经到了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这或许又过于悲观。应该看到，日韩关系具有“脆弱”与“坚韧”的双重性。说其“脆弱”，源于其特殊的历史关系、国民记忆和民族感情，任何一个小的波动和挫折都有可能掀起巨大的波澜；说其“坚韧”，是因为这一双边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历跌宕起伏，也数次下滑乃至探底，但始终斗而不破、怨而不断，具有极强的“自愈力”。希望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和意愿有助于两国渐渐平心静气，正视分歧、化解矛盾，妥善处理争端。无论是两国所在的亚太地区，还是整个世界，近来在经贸领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激浪过去、风雨停歇，共同创造风平浪静的区域和全球环境，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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