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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