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28日电／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改革历程，有赖于现代税收制度的持续完善，不论是减税降费、税收征管还是参照税收作为主要构成的一般公共预算，都可以为社会保险的阶段性降费、费改税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法治化透明度等方面提升，提供有针对性的借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又明确阐述道：“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
一方面，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在国家治理推进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保险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在社会民生建设领域里，充当着“安全网”“稳定器”“蓄水池”的关键角色。因此，税收与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密不可分，而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改革与完善，离不开现代税收制度的支撑与引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背景下的社保减负
近年来，减税降费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进行宏观政策调控的基本发力点。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保险费用成为企业日益沉重的用工成本支出，拉低着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影响着就业岗位的创造，与此同时，社会保险作为职工工资税负的主要构成，减损了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抑制着潜在消费市场需求的实现。因此，自2015年起，中央政府着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持续降低社会保险缴纳比例，便成为这场“降成本”改革的代表性举措，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在这方面，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缴纳比例，尤为明显。在2018年4月以及2019年5月，企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比例，从20%降至19%，再从19%降至16%，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投资回报率，促进了就业市场的稳定。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方面是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推进，另一方面是积极恢复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2020年2月，我国及时、有针对性的推出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与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等举措，以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在同年6月，又将上述优惠措施延长至年底，以稳定投资、保障就业并刺激内需市场，促进经济社会的稳步恢复。
上述社保降负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是各级政府以切实行动践行减税降费初衷，轻徭薄赋，让利于民。根据人社部官方数据，从2015年至2019年，社会保险降负规模已接近万亿元，其中，仅2019年就达到4252亿元。截至2020年1-9月，社保降负规模也已达到1.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红包”的发出，与之相对应的是经济社会的稳步恢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降转升，特别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0.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0.8%，可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明显，生产经营信心增强，投资预期逐步回暖，参考工信部2020年对全国31个省（区、市）涉及5478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企业对政府推出的社保降负这一项举措最为认可。
可见，社会保险临时性、阶梯性减税降费举措的持续出台，是场“春雨”，今后一段时期内，各级政府亟待在基本社会保险企业减免的基础上，还应兼顾职工个人工薪税负降低，并将上述优惠措施法治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同时，保障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可持续，这是社会保险制度当前与下一步改革的侧重点。
二、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基础上的社保入税
税款的征收与管理，是税收制度的重要构成，因涉及与微观纳税人的直接互动，波及市场主体税务风险，往往影响着税法遵从度与社会满意度。根据2019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报告，2019年全国社保费收入达到5.6万亿元，在数量规模上已仅次于当年6.2万亿元的增值税收入，参与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人数也分别达到了9.6亿与13.5亿人。因而，围绕社会保险方面的征管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须加强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
如2018年3月，中央政府公布职能部门机构改革方案，在涉及国税、地税征管体制一章中明确规定，不仅将各层级国税、地税部门进行合并，而且将社会保险收费交由税务部门专一征收，以便提高社会保险的征管效率，这结束了各地社会保险征收部门不一的乱象，有效增强社会保险的征收力度，缓解社会保险收支赤字，但也可能进一步加重企业及职工税费负担。对此，2018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在机构改革中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严禁自行对企业历史社保欠费集中清缴，由此，为社保征管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难得的政策预期，设立这一过渡期也稳定了企业的投资经营信心。与此同时，面对社会保险的税费之争，及时厘清社会保险的税费性质，将有助于为此次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及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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