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采用包含“我-我”和“我们-我们”等思维方式的二乘二矩阵，可以把中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比较。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我-我”思维方式的代表，尤其是在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比，集体利益居于次要地位。
但是，如果说拜登政府的新冠肺炎抗疫战略有任何暗示意义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推动美国采取“我-我们”策略——仍然强调个人权利，但着眼于集体利益（尽管它无疑将面临坚决抵制）。欧洲社会民主国家是“我-我们”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就亚洲国家而言，它们大多属于“我们-我”一类，把集体放在首位，但仍然强调个人权利。
然而，中国对集体利益的重视程度之高，足以令这个国家被归为“我们-我们”一类。
“极端竞争”不利中美
显然，国际融合的加深使得外部力量能够影响中国的思维，正如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样。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动态反馈回路往往被视为零和游戏。各国不仅死守常规的方法和视角，而且试图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人。
作为美中两国之间“极端竞争”的一部分，拜登计划建立一个西方国家联盟来应对中国，这正是他准备做的事情。这会让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毕竟，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凸显的，全球合作对于应对包括恐怖主义、移民、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在内的跨国挑战至关重要。如果国家之间挑起争斗，这些挑战只会越来越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