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这两个国家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已经降到10%以下的时候，它们的制造业就业仍然在25%左右。尽管大企业在两个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的制造业能够长期处于世界前沿，与其数不清的“隐形冠军”有很大关系。所谓“隐形冠军”，就是在一个细分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且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只给大企业做配套产品，因而不为公众所知晓，但它们是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力。它们最终能够成为冠军，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中国也存在许多这样的“隐形冠军”；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一些省份每年都更新“隐形冠军”的统计。这是好事，可以促进社会对中小高精尖制造业企业的认识；但也要避免把发展“隐形冠军”作为政绩指标的倾向，以避免出现揠苗助长的现象。
其次是要做好对社会资金的引导，让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出台政策，鼓励金融部门的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改进的空间仍然很大。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广开门路，在拓展融资渠道上多下功夫。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适当鼓励金融创新，以分散的形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另一方面，要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帮助银行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它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如，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企业经营环节的全面监控，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供应链金融可以大大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的便利程度；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经营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然而，互联网热也导致“互联网焦虑”：一个企业如果不“触网”，似乎就不先进、没有创新。社会上也弥漫着挣快钱的风气，资金都蜂拥到所谓的“风口”行业，反而造成极大的资金浪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起到了为创新正本清源的作用。各级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投入到实实在在的产品创新上去。
第三是要做好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科研实力实现了快速的赶超，科研质量大大提高，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此外，尽管大学教育实现了大发展，但毕业生的结构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方面，对现有的高校进行分类，将部分高校转型为技术类大学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过去的20年里，高校纷纷升级，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这种倾向需要扭转。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大国，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也就100多家；以此观之，中国1200多所高校当中，绝大多数应该转型为技术型或纯教学型大学。
第四是要为制造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减税降费措施，切实地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但是，减税是有限度的，政府还要在其他方面想办法。一是增加政策的稳定性，杜绝朝令夕改的现象。政府要集中精力稳定宏观经济，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二是专注于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慎重出台产业鼓励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骗补”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稳定制造业的工人队伍。美国等国的“再工业化”之所以难以启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工业生产了。中国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大量工人流出制造业，到收入更高的服务业工作。过去，工人的收入与技术员的收入差距不大，计件工人的工资甚至可以超过技术员的工资；而且，八级工制度给予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让工人安心从事生产工作。为此，应鼓励大企业开办职业技校，建立新的工人职称体系，提升工人的社会地位。
制造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上来。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版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话，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本就是要聚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国际形势多变的今天，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未来30年，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其中必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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