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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也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直接体现。 |
中评社北京11月4日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根据中国发展面临环境和条件的新变化，为了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以确保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和2035年之前这个时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蔡昉文章表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包括着眼于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平衡和相互促进、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和相互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平衡和相互促进等一系列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为此，应把以下方面作为重要的着力点，推出切实有效的举措：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挖掘和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潜力，形成和完善国内大循环这个主体；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和相互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形成新发展格局。
内需潜力来自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
文章介绍，2010年以来，中国就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规模达到99.09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为14.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4%。以这样大的经济规模，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1%，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显着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8%的平均水平、世界2.5%的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1.7%的平均水平。这种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结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位置。2009—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28%。GDP总规模及增长速度，既标志着中国的强大生产能力，也定义了中国的超大规模需求能力，是中国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上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发展阶段都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新的进展，经济循环特征客观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平衡性，也对世界经济的平衡作出贡献。例如，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按支出法计算的GDP比率，从2007年的9.95%降至2019年的0.99%。2019年，在中国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总量中，最终消费占比（消费率）为55.4%，其中70%为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占比（资本形成率）为43.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比（外需比率）仅为1.5%；在6.1%的GDP实际增长率中，上述需求“三驾马车”分别贡献了3.5个百分点、1.9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经济循环中出现的这种新特征，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内向型发展，也不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完成，事实上，中国经济循环仍然存在进一步平衡的巨大潜力。
外需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的潜力，需要继续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如果把产品和服务出口以及主要收益加在一起，2019年的世界占比达到9.7%。如果进一步细化分析，特别是从价值链和更多要素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得出中国经济的国际参与度仍然十分显着的结论。例如，在考虑到更复杂的价值链因素的情况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单纯以净出口数据做出的估算要高19个百分点。麦肯锡的报告也显示，从贸易、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综合观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依赖度仍在显着提高之中。
挖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的潜力
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拓展投资空间、挖掘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要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以往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需要继续进行调整，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与此同时，提高生产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投资来支撑。实际上，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新增长点，往往蕴藏在发展面临的短板制约中，补足短板和形成新增长点，是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
例如，以发展数字经济为主要方向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的新需求，不仅体现为数量规模的扩大，更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升；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将形成以为新市民提供均等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建设需求；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补足区域基础设施短板，也必然产生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建设投资需求；加快社会建设、补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公共卫生领域短板，也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也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直接体现。201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18.2%，按照汇率计算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6.4%，但是，中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只占世界总额的12.1%。如果能够使中国的消费支出额在世界的占比达到与GDP占比相同，就意味着尚有超过4个百分点的消费潜力可以挖掘，由此产生的消费增量相当于英国目前的消费总规模。可以设想，如果进一步把中国消费的世界占比提高到与中国人口的占比相一致的水平，可以产生的新增需求则更为显着。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消费率为55.1%，仍然属于较低的水平，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17.9个百分点，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9.2个百分点。不过，这个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快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而且也高于中国自身的GDP增长，2010—2018年中国的消费率提高了6.1个百分点。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和消费率的显着提高，得益于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GDP增长保持同步。
根据对中国GDP潜在增长能力的测算，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更长的时期里，中国经济仍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可以继续显着高于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使这个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就需要有与之相符的总需求保障。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一方面，可以通过稳步扩大居民消费，确保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确保中国发展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
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及其联通和互动
文章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既需要来自供给侧的动力驱动，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也需要来自需求侧的动力拉动，包括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供需两侧的诸种因素和条件俱备，国民经济才能循环起来。由于这些因素和条件本来就产生于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因此，良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循环，也应该是国内国际联通和相互促进的。
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通过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稳定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扩大内外需求，使需求因素能够与潜在增长率匹配，保障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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