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人张清沧先生自己也去访问一位住于高雄市爱河附近的陈○○，他说：“三月六日在路上差点被士兵射杀。目睹高雄市爱河，受害死难的民众尸体堆积掩过爱河水面”，张清沧特地多次问他是否亲自目睹，“他强调确是亲自目睹惨状，他还说传闻高雄市死亡数千人是不正确的，应有数万人才对。所以他这辈子不说国语”。张清沧在他的著作中说，“事实是，二二八事件在爱河死难的只有一人”。
有嘉义受访者说，二二八事件时他参与攻打红毛埤火药库，他们输了至少死五千人。张清沧查证说，实际上，红毛埤火药库的军队撤离到嘉义机场，才有抗争群众进入火药库，并未发生战斗，何来至少死五千人？
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被迫出兵平乱的行为，却被以谎言包装，扣上“高雄屠夫”的恶名。例如“高雄中学校园全染鲜血，尸体摧积如山”，甚至说在高雄中学内死了二千人。接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访问的罗先生说，他到现场看到当时在高雄中学被枪毙的不下两千人，而在火车站附近被枪杀的也有数千人。实际上高雄中学内一个人也没有死，火车站附近约有十人死亡，罗先生的说词显然太离谱。也有人说，有抗争群众盘据在高雄火车站对面的长春旅社而遭到杀害，死了三百多人，事实上也没有人死亡，而当时的旅社老板女儿在二二八事件后还嫁给宪兵队李先生，成为李太太。
《一九四七台湾二二八革命》一书也说，三月六日这天“处委会当场被杀者三十多人，受伤一百多人，伤者因无人送医，后来也全部丧生，……部队在市府里滥杀之后，一面夺走死者财物，一面顺手把尸体抛入爱河，一时爱河成为血河，河面尽是浮尸……。在寒雨中，……国民党军在高雄市进行疯狂的‘歼灭战’，……市内处处有巷战，最后一个前金派出所终告失守，学生们宁死不屈，全部壮烈成仁，此后一连三天，高雄市遭到空前的大屠杀，火车站一带的滥杀更为彻底。……彭孟缉部队利用车站地下道做为屠宰场，将无辜市民赶入地下道，以武装士兵守各出入口，然后开枪扫射，一时地下道里凄厉的哭喊声不绝，死尸堆迭，血流成河”。事实上，在高雄市政府因为群众陈亮谷等向军队丢手榴弹，而遭致反击，致使在现场有约三十名群众不幸遭要塞军队还击射杀外，其余所谓“处委会人员三十多人当场被杀”、“伤者一百多人无人送医而全部丧生”，“爱河河面尽是浮尸”，“处处有巷战”、“学生全部壮烈成仁”、“车站地下道作为屠宰场”均非事实，但是这些以讹传讹的诬陷说法，也使得彭孟缉背上“高雄屠夫”的恶名。
至于二二八事件中，整个高雄市死亡失踪人数究竟有多少人？来台调查的“监察委员”何汉文指出，事后彭孟缉向他报告：“从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两千五百人以上”。 但彭孟缉说他未曾向何汉文报告。事实是：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合计一二五人。台湾省文献会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七日发布的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踪名单，高雄市确定死亡六十八人，失踪二人。保密局档案显示，本省人死亡九十余人，外省人死亡四人。
杨逸舟于一九七○年二月在日本东京所着《二二八民变》，由张良泽先生译成中文，并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台湾出版。杨逸舟于书中“前言”部分自称：这本书是人类良心的记录，他于二二八事件不久，花了一个月时间，跑遍全岛向三教九流各阶层的岛民，听取民变当时的实情。再从这些目击者与体验者的证言中，选出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来。译者并吹嘘，杨逸舟历任“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高官”，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奉内政部长张厉生之特命，返台密查。主要任务是密查台湾民情及省长魏道明贪污真相。
既然杨逸舟宣称他跑遍全岛又向三教九流各阶层请益，并将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来，那么该书对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厘清应有很大帮助，实际则完全不然。《二二八民变》一书不但诸多与事实不符，有者还太离谱。例如书中所称，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陆的士兵对着码头工人，“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机鎗扫射，瞬时有数十名、数百名工人应声倒下，悲鸣与哀号四起”，“数百名被认为是暴徒的人们，足踝被贯穿铁线，三五人一组被抛进海中” ；“基隆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挥下，抛入海中的市民达二千人，……军人及学生死伤人数，则不在此数目之内”；“包括台北郊区，则约六千人被杀，基隆、宜兰方面，约有五千人被杀”；“嘉义市及机场的攻防战极为惨烈，计约五千人阵亡。高雄市方面，台湾军于激战之余，约死亡五千人”；“死亡者约二万人，轻重伤者约三万人” 。
上述杨逸舟所称基隆、宜兰、嘉义、高雄及全省的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均与事实不符。《二二八民变》一书广泛流传且被深信，杨逸舟又自称“可信度最高”，至今许多专家学者深信不疑。
杨逸舟另一本著作《受难者》，书中有关二二八事件之叙述，同样与事实不符且过于离谱。例如称“寿山的中国部队攻进高雄市内，无差别的屠杀了男女老幼约四、五千人。市政府前弹夹堆积如山，可见双方攻战的猛烈”。又称“部队从女尸上掠夺饰物，套戒指的就被切断手指，套手环的就被砍断手臂，挂耳环的就被割下耳朵”、“中国军于二周之内，杀了二、三万以上”。
另一本《台湾二月革命》也是广泛流传且被深信的书，是由“二七部队”的杨克煌，早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以小册子发行，一九九○年二月以署名著者“林木顺”在台湾出版。书中略称：“是根据曾经领导或参加过这次民变的同志提供资料编成的，所以其‘确实性’是十足可靠” 。但此书与《二二八民变》同出一辙，有诸多与事实不符且离谱之处。例如书中所称：三月八日“数百名十八、九岁的中学生，……被押到圆山仓库前面广场被国军击毙” 。“据私人统计，只台北市被杀的约二千余人，被补的也有千余人，大半都惨杀以后被抛弃于淡水河里，以致黄色的河水变了红色，一个一个尸体浮上水面，其惨状使人挑面不敢正视”。 三月九日在基隆，“在石延汉市长指挥下，警察到处捕人，捕了数百个‘奸匪’？‘暴徒’？……，用铁丝穿过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都有死尸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大杀，其屠杀方法，残酷绝伦。二十名青年学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戳死”。三月五日在虎尾，“联合部队包围蒋军，……双方伤亡均很惨重”；三月十日在斗六，“陈篡地部队与蒋军，在斗六街道上发生大规模的遭遇战”。在高雄市，“三月五日，……本省籍警员二百余名参加起义，市内一切军政机关，一律被民众占领，被集中的官兵已达七百名之多。另一部分民众进攻高雄监狱，放出犯人二百余人” 、“杀人鬼的蒋军杀的疯狂了，……由学生坚守中的前金派出所被蒋军夺回，学生不留一人，全部战死”、“……彭孟缉杀下山来以前，已经预先先联络凤山驻军赶来夹攻……，直杀至八日，不分昼夜，枪声不绝，马路上、街头巷尾，到处是死尸，有的已经开始腐烂，有的在流血，却没有人敢出来收拾。……这样，高雄市民的英勇起义，尸横高雄山，血流西子湾，牺牲了数千人民的生命，终于被野蛮的蒋军镇压下去了！” 。三月五日在屏东，民众“以消防队的水龙管喷射汽油，火攻宪兵队，……随后拥至飞机场围攻”
以上所述均毫无事实，简直是鬼扯，在网路上却看到不少读者在发表其读后感言时，都是热泪盈眶，悲愤莫名。《二二八民变》作者杨逸舟认为他的书是“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来”，而《台湾二月革命》的作者杨克煌也认为他的书，“确实性是十足可靠”，但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点是诸多与事实不符，有的还太离谱，造谣胡说，错误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至今有许多人还是深信该两书的不实报道，不少专家学者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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