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7日电／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重新受到重视，英国脱欧的经济影响需要援引GDP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之争需要参考GDP数据，“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如何也要用GDP数据来衡量。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14年英国，GDP统计数据突然增加了5%，原来是把卖淫和贩毒也纳入了统计口径——被英国媒体讥笑为“沙发缝里的魔术”，意指在沙发缝里掏零钱的小孩把戏。
GDP仍是最好的量化统计工具
应该承认，GDP指标是量化经济活动、分析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可以完全代之。“去GDP化”“GDP怀疑主义”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主张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时，特意强调“我们要清楚GDP的局限性”。
作为一个交换价值指标，GDP所表明的仅仅是投入交换（广义的交换）的产出水平。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货币化的市场交换过程，GDP就无法反映和评估其经济作用。
比如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含有大量“免费项目”，就无法用GDP进行正确评估。我们无法通过GDP来衡量军队增加一辆坦克的经济贡献，因为没人为这辆坦克的使用付费。但是，国防保证和平环境显然是有经济类贡献的。
在数字技术时代之前，这一“盲区”影响有限，政府的公共服务可以视为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国民，也可以进行单独的经济核算。而自给性生产和家内自我服务在正常社会分布也较为平均，作为经济数据的“背景噪音干扰”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数字技术红利”无法进行有效的GDP统计，GDP盲区的问题凸显。
数字经济贡献难被精确量化
数字时代的市场交换过程远比工业时代要复杂，其中涉及大量免费的公共服务。比如说，用户在网上购物、点外卖，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平台经济的这部分服务贡献就没反映在GDP指标中。买家秀也没有报酬，这一服务也不会产生GDP数据，却增加了购物的精准度。
在公共服务上也是如此。以城市治堵为例，很多城市引入云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实时调节红绿灯时间，拥堵排名持续下降。这些对GDP质量的提升是很有益的，也增加了公众的获得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指标可以视为一套新的区域发展衡量标准。
问题的实质是，数字技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低成本化，因此产生了很多免费的信息服务。可是，这类免费服务却被GDP指标的统计排除在外。这很有一点悖论的意味——数字经济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但是其经济贡献却很难被精确地量化。
再者，互联网的高效、开放产生了很多增值服务，GDP指标也无法真实反映其经济贡献。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对立关系
由于GDP不能如实地反映“数字技术红利”，社会大众容易低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度。最明显的是，流行一时的“虚拟经济危害实体经济”说，持此论者就是被GDP数据所误导，以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他们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绝非“虚拟”，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个人、企业、各行各业提供了服务。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不容忽视。国家网信办相关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美国数字经济的比例仅占10%。这是工业化时代以来，任何国家都未曾面对过的经济格局。
经济管理和决策要转换思路，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形势。而经济数据的统计和评价，是一切管理、决策的基础。因此，如何解决GDP指标的“数字技术红利”盲区，如何正确地评价“数字技术红利”的经济贡献，将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课题。
来源：新京报 作者：关不羽（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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