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专门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设立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作出明确规定。由于中国信用合作社存在历史相对较长，在农村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营网点，因此，农民不能设立信用合作社。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有必要改组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强化社员的权利，将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渐地还原为农民的信用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规范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使信用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的金融机构。
城市居民自发组建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可以到农场或者农民家中购买蔬菜，满足社员的基本需要。如果条件许可，可以参照以色列等国的模式，在农村租种土地，生产出农产品，满足社员的日常需要。
现在一些城市居民已经自发地组织起来，到农村开垦土地，种植有机蔬菜，满足自己的需要。如何能把这种经营模式规范起来，制定城市消费合作社条例或者城市消费合作社法，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居民到农村租种土地，种植优质蔬菜，并且优先满足社员的需要，剩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销售，那么，我国合作社制度将会更加完善，消费合作社将会在我国逐渐兴起。
重大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公民自治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当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公民的自治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公民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社区，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那么，政府相关支出就会减少，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就会更加合理。
湖北省武汉市在重大疫情发生的初期，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至于一些病毒携带者没有及时得到救治。面对四面八方提供的蔬菜等物资，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部门在分配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市场化的分配方式，将蔬菜直接发送给超级市场，由当地超级市场出售。这对于尽快处理蔬菜等新鲜食品来说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缺乏透明度，没有按照慈善法和公益捐赠法公布有关的账目，蔬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可以设想，如果武汉市成立若干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满足社员的需要为目的，那么，政府完全可以将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直接交给消费合作社，让消费合作社分配给社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人手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直接发挥消费合作社的作用，满足社员的消费需要。
设立消费合作社并不需要高成本，只要政府网开一面，允许社员设立消费合作社，那么，城市消费合作社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当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一些消费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住房消费合作社。现在看来，由于住房消费涉及政府的土地供应问题，因此，住房消费合作社在短期内要想发挥作用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消费合作社的改革思路，鼓励居民组建消费合作社，允许他们到城市的郊区直接购买蔬菜，或者允许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到农村租种土地，种植有机蔬菜，那么，不仅可以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缓解城市蔬菜供应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作为城市蔬菜供应的补充渠道，缓解政府供应蔬菜的压力。
笔者始终认为，智慧来自于民间。当年曼彻斯特附近的罗虚戴尔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艰难生存。如今城市居民为了应对重大疫情，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类似于消费合作社的组织，解决社员日用消费品需要问题。如果政府能合理引导，免除他们的各种税费，那么，消费合作社有可能会快速发展。
消费合作社不是武汉市民创造的，但是，武汉市民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解决特殊时期的日用消费品供给问题。如果政府能给予适当的补贴或者支持，那么，城市杂货店可能会悄然出现，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可能会迅速打通。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战胜重大疫情。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