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秩序方面，瓦尔代俱乐部报告断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时代已经结束”，国际社会未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维护既有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即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之间的搏斗。而且，美中对抗是在完全不同国际条件下、不同类型玩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将不会再现20世纪下半叶美苏之间的稳定模式。其结果是，“我们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稳定的冷战年代，而是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更何况，在道德吸引力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今天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给世界提供明显的替代性选择”。
从瓦尔代俱乐部报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对当年美苏“冷战”的留恋、赞美，仿佛那时是给人类带来稳定、祥和、幸福的美好时光。而对中美两极格局，俄罗斯则充满了忧虑、担心甚至不屑。一面抱怨中美两极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类似一战的灾难，一面耻笑今天的中美没有当初美苏那样的“道德水平”。报告的另一段表述耐人寻味：“美国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正加速退回孤立主义。中国则恰恰相反，雄心勃勃。两者背道而驰，对国际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三、俄中美关系的演化与俄罗斯的应对
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俄罗斯战略界有不同的评估。高等经济大学研究员瓦西里·卡申指出：“自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台湾和南海等传统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新冠疫情成为加剧中美竞争的催化剂，中美关系极有可能很快变得比俄美关系更差。美国两党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美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将演化为第二次冷战。”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会长格列布·伊瓦申佐夫则认为:“如今的中美对抗，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存在深刻差异。美苏对抗不仅涉及两个超级大国，还涉及两个体系。与美苏不同，中国无意担任世界秩序的重建者……中国对打破当前体系和建立新的体系并没有兴趣，它只是打算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自己能够分得一杯羹，获得更大市场。实际上，中国已做好随时进入美国和西方经济体系的准备，前提是这能为其带来足够利益。因此，根本谈不上中美之间有两极化的可能性。”
中美关系恶化毫无疑问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俄罗斯战略界特别感兴趣的是俄中美三角关系被再次盘活，而俄罗斯在其中占据着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看到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俄美“利用共同威胁改善关系、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谋求合作”的可能性。他强调，对特朗普而言，美国的头号对手是中国，而非俄罗斯。近来美加强了与俄对话，普京则迅速回应，俄美政治高层接触频繁。俄欲藉助重大危机与白宫接触，以实现俄美协作度过危机。但考虑到疫情危机无法促成俄美关系迅速重启，因此，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在中美关系中维持平衡，同时应降低对欧洲国家的威胁，与持更加开放态度的欧盟国家加强合作。
特列宁很清楚，“虽然中国的崛起抵消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关注，但美俄对抗是系统性的，两国关系将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他强调，“面对这种情况，俄罗斯应打消从外部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企图，避免可能导致武装冲突的矛盾，并为实现两国共同利益创造互动机会”。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俄罗斯力图联合中国打破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尽管如此，出于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双方都没有建立军事政治联盟的意愿。面对经济和发展机遇的不对称性，虽然俄罗斯已经在经济、技术和金融领域无意中遵循了中国的游戏规则，但始终坚持平衡中国力量的策略，拒绝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会更加谨慎地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扮演三方对话宣导者的角色，以加强战略稳定。”
与一些中国学者在中美冲突加剧之际寄希望与俄结盟不同，俄罗斯战略界人士对俄中联手抗衡美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进一步平衡中国的设想。格列布·伊瓦申佐夫就强调：“中国对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很感兴趣，尤其是在当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背景下，但中国试图在中俄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权。保持多中心的国际平衡局面，对于俄罗斯至关重要。为此，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发起一种新的不结盟运动，而不是调解中美争端。这种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可能是印度、东盟国家或其他地区强国。对俄而言，将与印度的关系提高到与中国关系的水平并确保促进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归根结底，俄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独立和有效的创新型经济。只有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才能维持独立地位，并在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安德列·科尔图诺夫回顾了苏美对抗期间中国用“坐山观虎斗”概括其外交哲学的历史，认为面对如今日益加剧的中美对抗新现实，莫斯科的角色正逐渐转变成“聪明的猴子”。但他表示，不同之处在于俄无法仅静观中美两虎相争并在其中保持平衡，将被迫直接或间接卷入中美抗争。一方面，美将中国视为挑战其领导地位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认为俄将抓住一切机会损害美国利益，因此美会抓住机会削弱俄罗斯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另一方面，当前国家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奉行孤立主义会付出太多代价。
综合俄罗斯战略人士的论述，他们认为，新冠疫情条件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复杂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尽管俄美关系不会迅速改善，但中美矛盾上升甚至走向公开冲突，无疑将极大减轻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所受来自西方的压力。俄罗斯将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改善国际环境、谋求战略利益。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在外交层面，俄不能支持中美对抗，但也不可保持完全中立。鉴于中国是俄重要的邻国和美对俄实施制裁的现状，正确的态度应是追求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同时理性看待俄中关系；在内政方面，俄罗斯在渴望“欧洲性”与对欧洲否定之间的摇摆不定，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呈现出周期性特点……中美带有“冷战”色彩的对抗激起人们对旧话题的热情——俄罗斯如何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选择。东方落后性和西方优越性如今已经不再是判断标准，与欧洲文化的亲密性和亚洲文化的异质性、西方的敌意与东方的包容成为俄选择的新论据。俄罗斯不应以“文明选择”作为其政治基础，而应通过增强国家力量和提高对外关系灵活性创造参与国际议程的机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异质环境中实现发展。
德米特里·特列宁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的主要地缘政治问题不是与美国对抗，而是与中国保持平衡。为避免成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权力集团的一部分并维持国际平衡，莫斯科必须改善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以此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争取平衡必须成为俄罗斯未来几十年外交政策的关键原则，俄需要从两方面来推进“平衡外交”：一方面，俄需管理与更强大合作伙伴——中国的平等关系。他承认，当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时，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加强了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与中国密切合作符合莫斯科的利益。但他同时强调，即便如此，莫斯科也不应刻意去满足北京的所有愿望。北京没有加入华盛顿制裁莫斯科的行列，但在开展与俄经济合作时，中方始终把对美利益放在首位。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胜于俄，俄应在不过度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与其开展合作。俄绝对无法接受其成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出于在新两极体系中维持国际平衡的考虑，俄应寻找全球均衡，发展与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在俄欧关系方面，需要放弃从内部破坏欧盟和北约的想法，积极与德国、法国、义大利等国家开展对话，改变针对欧盟的宣传政策，从而扭转欧洲精英对俄罗斯的态度，使欧洲逐渐恢复成为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外部来源；日本和印度同样重要，莫斯科不应将其视为美国的附属品，而应与东京和新德里谋求合作，在毗邻欧亚大陆的海上区域谋求发展。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历来集中在大陆，应加入海洋因素的考量。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紧密联系，有助于俄维持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平衡。尽管特列宁的论述中没有提及“印太”，但可以看到其核心思想和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如出一辙。
与特列宁不谋而合，安德列·科尔图诺夫提出了俄罗斯应对中美对抗的三原则：（1）俄不仅要避免挑衅中美两国，还要防止中美互相挑衅。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俄将在国际稳定、区域危机、核不扩散、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等方面面临风险；（2）要理性看待俄中关系，俄中利益既有一致性又存在分歧，加强两国合作不意味着建立正式的军事政治联盟；（3）面对新两极格局的趋势，俄应积极与欧盟开展合作，以抵消两极分化的力量。他表示：“由于人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俄无法复制中国模式，其唯一的选择是与文化相近的西方合作。俄未来领导人只有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才能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针对疫情背景下的俄中双边关系，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部主任亚历山大·卢金指出：“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中国‘自信’有所提高，其外交政策风格的改变可能损害俄中两国的互信程度，加剧了俄中双边关系中的不平衡，使得莫斯科对北京的态度极为矛盾，俄担心中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大两国差距。”他强调：“俄中关系的高峰已过，两国都没有将双边关系发展为政治同盟的需求，莫斯科不会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两国将表现出更多实用主义的取向。”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1月号，总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