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思想与意义治疗的会通
傅伟勋最早将弗兰克的“意义治疗”引用到东方的哲学上，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使中国哲学与意义治疗有了接轨与融通。中国传统的心性学，包括儒家、道家与佛家，皆重在生命意义的抉发，可说是意义治疗的大宗。
有关意义治疗学的论述与开发，林安梧自道：“我之接触生死学、意义治疗学，可以说是受到傅伟勋先生的启发最多。” 林安梧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儒释道，都强调道德实践、心性修养的优先性，此中正隐含着一套十分可贵的治疗学思维，非常值得加以阐发。据此，林安梧提出中国文化传统衍伸出来“意义治疗学”的三个向度：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从“我，就在这里”开启，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从“我，回到天地之间”开启，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从“我，当下空无”开启。儒、道、佛三家之诠释系统虽然有别，而在当下具体实践上却能相通。
在学界的研究中，以“治疗学”为探讨主题，曾经逐渐形成脉络与架构，分述如下：
(一)儒学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儒家思想是一种能指导现代人安身立命，而且可以修己安人的价值系统。诚如牟宗三所言：“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 ，儒家所强调的道德实践、心性修养的优先性，此中实隐含着治疗学的思维。
孔子所倡导的仁道，是儒家探索终极真理的途径与方式。曾昭旭言：“分析地说则可分为两端，一端是以存养纯粹的道德心为主的，我们可以称为‘内圣学’或‘良心教’，另一端是以无穷地创辟道德世界为主的，我们可以称为‘外王学’或‘人文教’。而无论是良心教、人文教，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要有效解决人生中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冲突，以成全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体现那普遍唯一的终极真理。” 儒家型的治疗学即是在此基础下，围绕着“人”生存在的意义，向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而开展，借着“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而成己成物，以成就道德生命的实践。
傅伟勋在《弗兰克尔与意义治疗法──兼谈健全的生死观》一文中指出：“弗兰克尔曾在《医师与灵魂》一书中说：‘实存分析教导人们把人生看成一种任务或使命。’弗氏此说与孟子的性善论及正命说不谋而合。弗氏的意义意志类似孟子在人性的高层次肯定超越自然本能的本然善性，而他‘人生乃是一种任务’的实存意义观，亦会通着孔孟以来儒家所体认的正命或天命，亦即‘人生是天赋善性所不得不弘显的道德使命’” 弗兰克所说“人生是一种任务或使命”与孟子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可看出二者相会通之处。这也正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意旨相互呼应。
唐君毅认为孟子学的精神在于兴起心志以立人，唐君毅言：“吾对整个孟子之学之精神，遂宛然见得其中有一‘兴起一切人之心志，以自下升高，而向上直立之道’，自以为足以贯通历代孟学之三大辨中之意旨。斯道也，简言之，可姑且名之为‘立人’之道。” 唐君毅从对孟子学为心学的肯定出发，且特别重视心的自发性，强调孟子的“即心言性”，近于王阳明以“心即理”释孟子的立场。
林安梧经由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篇》书中的论述，将其转化而提出所隐含“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其实是一个道德的觉醒。把任何的悲苦，任何的不顺通过这样一个自觉的过程，往上提升而上遂于道，由这个道体再开启一个生命的动力。这样的方式是以“我，就在这里”的论式而展开的。这当下的承担其实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 儒家生命所追求的意义是来自于生命最底层的忧患和关怀，而这忧患和关怀是上透到“天道性命相贯通”。
傅伟勋对于宗教上的生死智慧，特别以王阳明被贬官贵州龙场驿，在真正面临生死交关时的悟道为例证，说明王阳明在整体儒学发展上有其独特之处，与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虽避开了毒气室死亡关口，却也因饥饿体弱而身染重病，数度在垂死边缘挣扎的生平极为近似，他们的生命都曾经遭遇过极端的苦难历程而存活下来，在心境的体悟上，与孔孟儒学和朱熹理学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本体实践学”的体验和领会，是儒家意义治疗的重心。
(二)道家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林安梧认为“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是以“我，归返天地”而展开的，也可以说就是“我，归返自然”，天地自然就是常道。道家把人放回自然天地，用这自然天地的和谐性、调节的力量，让个人生命如同安卧在母亲的怀抱，因此而获得照顾，使人与万有一切的纠葛能全然放下而得到成全。道家的重点不在主体能动性的承担，而在经由一个反思的活动，回溯生命自身，让自己照亮自己，当能够照亮自己时，即同样可以照亮世界的人、事、物，在此过程中，即能体会：世间最好的善，并不是以善去对峙恶，而是以善化解恶，让善与恶能恰当、和谐地相处。 道家让自我归返天地，也因此使自我的动能，发挥到了极致。
袁保新的研究中，援引了西哲“治疗”的精义，正式提出“文化治疗学”（Therapeutic of Culture），袁保新言：“‘文化治疗学’（Therapeutic of Culture），是我为了征定老子哲学的现代性，所自铸的一个名词。它主要在表明两点，一是老子的形上思想和西方形上学不同，它所关怀的‘世界’，是以人作为行动中心所辐射出去的‘价值世界’，而非顺‘对象之一般’（object in general）所指涉的存有物世界；而另一是老子哲学应‘周文疲弊’这一机缘而发，其与儒家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智慧、精采全在于此批判、治疗，而非积极的建构。” 老子的哲学所关心的，乃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世界。
袁保新认为道家的论述中，隐含有治疗的作用。其言：“老子哲学虽然是针对春秋时代以降‘周文疲弊’这一文化现象而发，但是只要人存在世上一天，文明的创作不可能离开天、地、人、我所提供的活动场域，那么，由文化失调所导致的价值失序、世界观危机，就随时需要老子这种奠基在存有学洞见之上的文化治疗学，一方面将人类心灵从某种价值的偏见与独大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为僵化、停滞的文明重新接上活水源头。” 乃以哲学思考的角度和人文的关怀出发，掘发老子哲学对人心与社会的治疗作用，以文化治疗学的方式，呈现老子思想的现代化意涵。
对于“庄子治疗体系”的建构，高柏园有一番统合性的创论：“庄子的治疗体系基本上的进路并非采取积极的建构方式，而是采取一消极的解构及超解构方式加以进行。……庄子乃是针对已有之相关身体、语言、社会共建之意义或是‘实在自身’之种种论说或体系，进行后设性的反省，经由消除其中之偏执，完成其对所有论说或系统之安顿，亦即完成了对人心灵之病痛的消除，由是完成了心灵治疗的目的。” 高柏园试图指出现代人心灵困惑之所在，而以身体观、语言观及心灵开放三个面向，呈显庄子思想中的心灵治疗体系。
王邦雄对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有如下的诠释：“有了儒家的修养，身心灵同步成长，人就不必自我膨胀，而可以‘仁者安仁’；有了道家的工夫，身心灵得到了安顿，人就不必自我悲怜，而可以‘道法自然’。儒家担得起，道家放得下，二者微妙的结合，而产生了生命人格的平衡与成长。 王邦雄认为儒、道两家，是指导当代人身心安顿、获得安身立命之道的生命智慧。依循儒家的修养，可使身心灵得到成长；经由道家的工夫，可化解身心灵的困顿，二者结合，可使生命获得智慧、化解危机，进而完成理想。
吕锡琛则结合弗兰克的意义治疗学理论,发掘道家的意义治疗思想和心理健康智慧。她认为道家注重养德调心、心德互养，在意义治疗的思想上，体现在几方面: 返璞归真,因性而为;“为人”、“与人”,超越自我;不与物迁,宠辱不惊;清心寡欲,不为物累。她将心理治疗与精神层面的意义治疗和道德修养紧密结合,期许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疗学。 吕锡琛经由对庄子原文的爬梳，以及对意义治疗思想的结合，认为人们应当要自觉地追寻人生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