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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秋兴昨天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与中评社青年记者对话。 |
记者：您在高雄那么长时间，服务当地的话，有一些怎样的心得？您在县长任内的施政满意度一直很高，请归纳一下您的心得。
杨秋兴：大概是因为我来自基层。我家，我父母亲种田，我在农村长大。现在我爸爸我妈妈还在种田，84岁还在种田，我们家还种水果。所以我从小就要工作，大概9岁就要放牛，牵牛出去吃草啦，做一些农务啦。我还要去市场，小时候就到市场卖水果。我从基层出身，那我是念工程，我是工程师，我也当过公务员。我当过近8年的基层公务员。所以我是觉得我的成长过程，是够基层，农民啊，我也打过工，在台大念书的时候也当过家教。寒暑假我回到高雄，因为高雄那时候没有家教可以教，所以我就去做粗工，去打工。去砖窑啦，把土弄到输送带，然后去做砖。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光谱很宽。我从农家跟基层接触，也了解工人很辛苦，我那时候做工真的很辛苦，我还有去市场，我跟普罗大众的背景都很相似。
记者：所以能很明白他们的感受。
杨秋兴：对，我当过公务员，当初在高雄县政府工作，所以我了解公务员。我当民意代表的时候，我跟其它民意代表就会不同，我不会说，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都是贪官污吏。我对它很清楚，其实台湾公务员的改善，变化很大，跟我20多年前任基层公务员的时候，改变很大。我也了解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当初我当过省议员、立法委员，跟企业界常常会有接触。所以我的背景，跟基层、跟公务员这个阶层，中上这个阶层，应该也是很熟悉。我当县长了解基层的需要，我当公务员，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训练。所以我当县长的时候就能够很快上手，很熟悉。我是念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的背景对我有帮助。
另外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使命感，我是在地，高雄在地，尤其我感触很深的是，我大学毕业，要在北部找工作，我那时候的薪水大概9000块台币，但是我吃跟住，就花掉5000块，还有一些其他的花销。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在台北，很难生存。因为我那时候还要寄钱回家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离开台北回到高雄。那时候我就体会到，在台北很难生存，那一般人在台北，收入更低的话那就更难生存。至少我还是念台大。所以我当县长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给南台湾的民众创造就业机会，我很多次招商都是第一名。我很努力地招商，让南台湾的子弟不要离乡背井。因为我知道离乡背井，他薪水比较高没错，但是你吃也贵啊，租房子也贵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使命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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