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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肆虐及其后果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与主张 |
中评社╱题：试析全球“战疫”及其对世界政治的深刻影响 作者：林利民（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序
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新冠肺炎相继在中国与全球肆虐，其演变态势呈现为范围扩大、时间拉长等特征。对此，有人形象表述说：“中国踢上半场、欧美踢下半场、或还有国家踢加时赛、甚至点球。”一些专家甚至认为这场灾难有可能延续1-2年。
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18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20万例，因病致死人数已超过15万例。如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像瑞士感染率那样达到3‰、因病致死率像英、意、法、西、荷等那样达到10%，则意味着全球感染者有可能超过2000万、因病致死者可能超过200万。①就此而论，这场新冠肺炎肆虐及全球“战疫”无异于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并非“人对人”的世界大战。
与此前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这场并非“人对人”的新世界大战虽然死亡人数少一些，但波及范围更广，全球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国家被迫直接卷入，而且没有“中立国”、没有任何人以及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目前全球已有99%的人口、98%的国家和地区直接受新冠肺炎肆虐之害。②就像前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空前灾难及巨大影响一样，新冠肺炎肆虐不仅给中国与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也对世界政治、人类安全、国际格局、人们的观念与社会心理以及对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本文仅就新冠肺炎肆虐引起的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并非“人对人”的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略述一管之窥。
一、影响之一：加快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西降东升”
有学者认为研究世界政治有四个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即是地理空间维度。③
从地理空间维度观察，就像前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一样，此次新冠病毒肆虐及全球“战疫”首先将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是加快业已进行中的全球地缘政治“西降东升”进程，即加快全球地缘政治重心由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向太平洋沿岸的东亚转移的进程。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逐步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地位达于历史峰巅。经济上，欧洲是“世界工厂”，1870年欧洲工业产量占世界64.7%；政治上，亚洲及非洲大陆的大部分都成为欧洲殖民地，其中欧洲人仅在亚洲就占领了约9443000平方英里殖民地，约为亚洲总面积的60%，而亚非那些半殖民地国家，也大多受“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在国际制度方面，当时全球8个有能力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有6个在欧洲（英德法奥意俄），当时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及国际事务主要由欧洲国家说了算；欧洲也是全世界陆海军军备数量最多、军备品质最高的地区。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欧洲衰落的历史进程。经过4年大战，欧洲受到削弱，有3个帝国垮台（俄德奥）、两个大国精疲力竭（英法）。到1919年，欧洲经济总量甚至不及美国一国；⑤亚洲的日本也开始强大起来。继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二度受打击，其中德意战败投降，英法被进一步削弱，从此退出世界一流大国行列。对于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欧洲从此不再拥有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进入其走下坡路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欧洲不但失去了其近代数百年来所掠取的绝大部分殖民地，其经济及综合实力也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压倒，其在安全方面还不得不仰赖美国保护。冷战结束后，欧洲企图藉所谓冷战“胜利”余威，并凭藉推进欧洲一体化，重振其国际影响力和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然而，以东亚国家为主体的“他者的崛起”以及美国的打压，导致欧洲在全球的经济贸易份额和国际影响力不断缩水，加之民粹主义崛起及英国脱欧等事件影响，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又开始经历第四轮大滑坡。
在此次新冠肺炎肆虐过程中，欧洲成为重灾区。截至2020年4月18日，欧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几乎占全球确诊总数的一半；欧洲新冠肺炎致死率也是全球最高的；在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万的前6个重灾国中，欧洲占5个（西意法德英）。欧洲因新冠肺炎致死率也居全球之首，目前其因病致死人数已达10万例，占全球因病致死总数的2/3。⑥不仅如此，号称拥有世界上最高生活标准、最完善的医疗系统和福利制度、最文明生活习惯以及有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做保障的欧洲各国，面对新冠病毒来袭，不但束手无策，脆弱得像一群“巨婴”，且“各扫门前雪”，相互“截胡”其“一体化兄弟”的抗疫用品，尽显自私自利本性。此次新冠疫情不但沉重打击了欧洲经济、贸易和综合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尤其戳破了欧洲一体化的“皇帝新衣”以及欧洲人所极力自我表彰的所谓欧洲“后现代”价值观、国际观与“全球治理”观。疫情过后，因憎恨欧盟及欧盟“当家国”在疫情期间未能及时向其施以援手，义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极有可能卷土重来、再掀“公投脱欧”浪潮，并极有可能成功。如继英国“脱欧”之后，又有新的欧洲大国跟进，则欧洲一体化将再受重挫，欧洲的影响力及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将进一步下降，直至下降为欧亚大陆西端由大西洋和地中海、波罗的海包围的一个小半岛上的一群“富家翁”。
与欧洲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继续下降成对照的是，此次新冠疫情过后，以中日韩和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将一步明显上扬，并最终完成东亚替代欧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间，东亚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一直与欧洲地缘政治地位的下降相向而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日本却上升为国联“五大国”之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有一席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削弱了欧洲，东亚的中国却上升为大国圈子中的国际“四警察”之一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且大部分由欧洲控制的原亚洲殖民地都推翻欧洲殖民统治而获得了独立；二战后在欧洲进一步衰落的同时，东亚的中日等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上升，中国成为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的一角，日本则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雁阵”模式下，东亚还崛起了“四小龙”、“四小虎”。
冷战结束30年来，以中日韩和东盟为主体的东亚的地缘政治地位继续加速上升。如今，东亚国家仅中日韩及东盟的经济与贸易总量及实体经济总量、船运量、客流量、发电量等，皆已超过欧洲之和。⑦美俄皆战略“东移”及印度奉行“东向”战略，一方面表明其正在调整战略，以适应东亚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现实，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东亚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地位进一步上扬。
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东亚中日韩等国虽然最先遭遇新冠肺炎肆虐，却因各国政府精准施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迅速遏制住疫情进一步扩散；而有儒家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民众较之崇尚“个人自由”欧洲民众，更能自觉接受各种“防疫隔离”限制。东亚各国以中国工厂为主体的实体产业链在抗疫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及时生产出用于“战疫”的各类医疗防护用品，以满足中国及东亚各国的“战疫”需求，甚至还向包括欧美在内的西方大国提供了大量其亟需的医疗防护用品。中国甚至出动医疗专家组到一些欧洲国家指导防疫救灾，而不是相反，这可以说是近代数百年来的一次“开天辟地”。
更要指出的是，与欧洲国家相互“截胡”、“各扫门前雪”形成对照的是，东亚各国面对新冠疫情肆虐，却能做到守望相助。当中国武汉率先遭遇疫情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能积极支持中国抗疫，这与欧美国家隔岸观火形成对照；直接救灾能力较弱的蒙古给中国送来了3万头羊、缅甸则向中国送来2000吨大米，以表示对中国抗疫的支持。而当中国疫情好转，日韩等国面对灾情肆虐时，中国又向日韩等东亚各邻国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救灾援助。目前东亚各国疫情已进入可控状态，灾后重建工作也逐步展开。可以断言，东亚各国灾后的经济复苏、反弹能力也会高于欧洲各国。疫情过后，东亚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抬升，而欧洲的地位则将进一步下降。
二、影响之二：击穿西方“民主优越论”，政治体制多样化将成为世界政治潮流
分析世界政治的另一个维度是政治维度。⑧新冠疫情肆虐及全球抗疫斗争也将从各国政治制度孰优孰劣、政府组织力、动员力及其效率的维度影响世界政治潮流。
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美欧等西方国家因其经济科技发达，处在世界前列，也就不厌其烦地宣称其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搞“一人一票制”选举的民主体制在全球政治制度比较方面有优越性，是世界各国的楷模。曾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就曾宣称：西方民主体制虽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却是“迄今为止”缺点最少的制度。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更是把苏联解体、苏东剧变解释为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甚至炮制出所谓“历史终结论”，不但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还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西方民主体制将替代其他类型的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的唯一政治选择。美国克林顿政府及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更是宣称要在全世界“扩展民主”，并将其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然而，此次新冠肺炎在欧美肆虐及欧美等西方国家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过程中一错再错的拙劣表现，暴露了西方三权分立、“一人一票制”民主的根本性弱点。关于这一点，可通过新冠疫情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与在东亚等国家肆虐过程及其后果的对比、以及欧美国家政府与东亚各国政府面对新冠疫情时的不同应对模式、效果的对比中，得到一定的解释。
东亚各国有20多亿人口，约为欧美总人口的2.5倍，且新冠疫情最先在东亚中日韩等国突然爆发。截至4月18日，东亚各国确诊病例约略超过13万例、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约略超过5000例。而欧美总人口不足10亿，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却超过170万例，约占全球确诊病例的3/4；因新冠肺炎致死者已经超过12万例，约占全球致死病例的90%。⑨显然，无论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因病致死者绝对数，抑或是二者占人口的比例，美欧等西方国家较之东亚国家都高出很多。还要考虑，东亚国家较早发现疫情肆虐，给美欧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数周预警时间；而美欧等西方国家较之东亚国家发达得多、其人均GDP大大高于东亚大多数国家，并有着较之大多数东亚国家更好的医疗设施。因此之故，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致死率较之东亚国家高得多以及其占人口的比例也高得多等现象，只可能从政治体制孰优孰劣、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及动员力、效率以及是否更有能力应对类似新冠肺炎这类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的视角，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西方政治学理论在研究西式民主起源时，往往溯源至古希腊时期，宣称美欧等有民主传统，并宣称西方之所以在科技、工业化、尤其是军事科技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西方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做保障等。不过，这些都不是事实。
实际上，古代希腊世界总人口不足100万，散布于地中海沿岸、直至北非和小亚细亚半岛的数千个城邦中，其城邦大者不过数万人、小者不过数百人。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描述说，古代希腊“很少有”人口超过5万的城邦，即使有人口超过5万的“大”城邦，其中的居民也有“一半或过半是奴隶和异邦人，自由人的部分有2/3是妇女和儿童”。⑩就其本质而论，所谓希腊民主制，接近于原始部落民主制，没有太多的经典意义和普世意义；而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与村社械斗没有太大的区别。美欧等西方国家极力追捧希腊民主制，不仅是给美欧文化起源涂脂抹粉，而且有伪造政治制度史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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