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成就，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论用实验方法对减贫的贡献，中国做出了伟大的减贫实践，也需要中国学者们作出系统、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
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着，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懒汉现象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
国民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税负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我们要以此为鉴。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他财政支出项目。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出现减速，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被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浮现。
非贫困地区对贫困个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规模接受援助的地区更需要重视过度福利的副作用。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受援助地区某些福利项目已经超过了作为援助方的国内最发达省份、一线城市。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可能引发矛盾。
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
预计今年年底90%以上贫困县将实现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适时调整的时间窗口。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判断一个地方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时，可以把该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对扶贫、援助等问题的认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向后发地区产业转移时这项指标尤其有价值。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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