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22日电／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性为“全球流行病（pandemic）”。虽然数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开始采取比较强力的防控措施，包括限制人员流动、关闭商业机构、员工在家办公等，但多数国家仍然处于防控的初期阶段，各项措施尚未到位。这势必会影响全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也将对全球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
从目前来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三个方面：供给扰动、需求冲击和资产负债表损失。这场疫情是否会带来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仍有待观察。但值得担忧的是，由于国际局势已经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大为不同，全球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新冠疫情有可能随之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第四次冲击波：全球化退潮。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应提高警惕、预作准备，备足政策空间，或能减少本次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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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冲击：来自全球供应链的供给冲击
中国是首先爆发新冠疫情的国家，受此影响，各个行业的生产一度停滞。考虑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融合程度较高，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较大的供给冲击。
如何测算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供给冲击呢？一种直接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来测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这种方法最为直接、也最为系统，理应得出较为明确可信的结论，但在现实中，运用投出产出表方法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一是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并非实际的统计数据，在计算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底层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大量的估算和推算，在这一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估算偏差。跨国投入产出表更是会面临这个问题，各国的统计标准差异会进一步放大投入产出表的误差。二是投入产出表是通过一组联立方程组找到的一种线性机制，而实际的经济机制大多是非线性的，且有大量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效应。三是测算冲击水平的关键在于确定原始冲击的量级，但目前对原始冲击的评估信息是严重不足的。换言之，如果我们没办法相对准确的测度中国受到的冲击量级，我们也没办法估算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而只能利用不同的情景假设。事实上，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测算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模型，大都只能停留在情景分析的层面。
我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更为直接地测度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供给冲击。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原始而真实的国际贸易数据，找出那些更容易受到中国冲击的国家。这些国家进口了更多的中国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进口中间品的目的是进入国内的生产环节，显然对该国生产的影响更为直接。找到了这些更容易受到冲击的国家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国家的分布和规模，判断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供给冲击。
我们计算了世界各国中间品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占其全部中间品进口的比重以及各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如果一国的前两个指标比较高，则说明该国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有较高的依赖度。在此基础上，若该国同时拥有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说明该国的整体经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更高，进而表明该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会受到较大冲击。
如图所示，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更高、与国际供应链联系更强、且从中国进口中间品较多的国家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发达经济体。当然，在部分产业中有些发达国家和中国在生产和消费环节的联系非常紧密，如电子产业中以中日韩为核心形成了东亚生产体系，汽车产业中德国对中国的终端需求依赖度较高。
这种供给冲击会持续多久呢？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尚未完全复工复产，但从目前的进度来看，中国企业恢复到正常生产状态只是时间问题。供给冲击虽然来得最早，但也会最早消退。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依然是围绕发达经济体展开的分工体系，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独特地位是其它新兴经济体无法替代的，因此，只要全球供应链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就没理由认为这种供给冲击会带来持续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状态，新的问题又会浮出水面。之前大家以为要加班生产的出口订单，都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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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冲击：防控疫情导致的总需求萎缩
当前全球市场担心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中国能否复工，而是新冠疫情对总需求的冲击。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各国政府被迫采取各种防疫措施，也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担忧。全球多个股票市场连续暴跌。就连习惯于高估全球经济增速的IMF也表示，2020年全球经济会比2019年更差。
目前来看，对总需求冲击的判断比较困难，市场预期也比较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各国的防疫抗疫理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所采取的措施仍在不断变化。不同的防疫抗疫对策，带来对需求的冲击也会不同。
如果根据严格的程度，对各国防疫抗疫的对策做一个光谱，则中国在光谱的一个极端，美国的初期反应在另一个极端。由于有2003年SARS疫情的前车之鉴，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包括封城、停产停课在内的严厉措施，这种抗疫模式能够较好地控制疫情，但由于抑制消费、限制人员流动，对需求带来的扰动也更大。韩国采取的对策和中国较为相近，效果也大体类似。反之，如果采取更为放任的对策，看似对经济的扰动更小，但疫情的扩散会更迅猛，后期需要用更多的补救措施，目前的意大利和伊朗就是这种情况。
许多国家最初的态度更接近美国而非中国，但从现有趋势看，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改变立场并朝着中国的方向移动，甚至美国政府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应对措施。这意味着接下来防疫抗疫措施对总需求的抑制效应会越来越强。发达国家大多以第三产业为主，消费占GDP的比重更高，因此限制人员流动和关闭公共区域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国家需求下降意味着外需下降，国内经济压力自然增加。
随着疫情的发展，对需求影响更大的一个因素是各国对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发达国家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拥有强大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其医疗体系的韧性和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一旦这些国家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全力启动传染病的防控体系，控制新冠疫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这些地区尚未出现集中爆发的情况，要比中国在疫情初期面临的治疗压力更小一些。
真正可能出现重大问题的是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民健康覆盖指数（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dex，简称UHC指数）来衡量各国的基础医疗能力。该指数的构建涉及多个方面，且受限于部分国家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真实性，并不能直接比较各国医疗水平。不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该指数更适合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基础医疗状况。我们结合UHC指数和各国的贸易状况，综合评估各国面对的疫情风险敞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的UHC指数大概是79。如果以此做为界定防控能力的分界点，那么除中国以外，所有UHC值不超过79的国家的贸易规模总和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约30%，这些国家在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大约是3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需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或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妥善应对疫情。这些国家一旦出现问题，会让中国的外需变得更加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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