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国利率定价体系的“安全垫”仍然可观。
央行进入21世纪之后，一直没有真正动用自身资产负债表工具实施美国、欧洲与日本样式的量化宽松，在利率工具及货币数量工具(准备金率)等方面都还有较大空间，即中国安全资产的收益率因为央行利率定价基准的空间而仍然存在较高的安全边际，相对于已经跌入或即将跌入负利率区间的美欧日各国国债等“安全资产”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对比发达市场为了创造“安全资产”而漠视风险，为一些基础资产加杠杆或“高水平”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而人为推高收益率的所谓“金融创新”(反而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系统性风险隐患的有毒资产)，在收益率与避险性方面均有优势。
二是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并开始复产复工，抗疫过程中展现的国家能力显示自身整体宏观风险较其他经济体为低，国家发展各项政策预期稳定性更高。
当前世界市场预期极度悲观的重要推手是近期不断在美欧各国蔓延的新冠疫情，这个趋势目前还看不到拐点。而中国通过全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获得了对疫情的有效遏制，后续随着复产复工进程的推进，经济逐步见底回升。同时，国家能力的展现充分显示了自身整体宏观风险更为可控，有利于形成稳定预期。因此，中国市场对于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应仅从估值低着眼，而应从宏观避险价值上把握才更为全面。
三是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也对中国金融市场金融资产的吸引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临全球疫情蔓延所致的全球经济需求萎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年的外贸需求必然受到严重打击，经常账户逆差是大概率事件。同时，从近年来中国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的态势也不难预见中国未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因此，有必要提升中国金融资产对于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通过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入平衡经常账户所出现的逆差趋势，从而实现国际收支总体平稳。
以抗疫为契机重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机制
文章强调，如何进一步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开放，完善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法律体系、多层次市场体系、产品体系、国际化的征信和信用评价体系、国际化的研究定价和估值体系、资本流动和换汇便利等方面的配套机制，实现中国金融体系更高水平的市场化、法制化与国际化，以吸引全球投资者，构建新的全球安全资产中心，是我们应有的路径选择。
第一，要力行要素分配改革，落实市场决定性作用。行政干预下扭曲的要素价格所引发的要素组合效率必然低下，供求也必然失衡，收入分配格局难免进一步恶化。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有必要坚持所有制中立与竞争中性原则，真正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进一步实现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包括民营和外资企业，实现经济资源配置从双轨制向市场化轨道转型的最终实现，使各类产权更加明晰并依法获得妥善保护，各类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市场化配置。
第二，夯实金融体系良好运作的法治基石是高水平开放型金融市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应当以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加快一系列民法、刑法、信托法和其它金融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构建完善的法治化市场治理体系。营造各参与主体敬畏市场，敬畏法治的良好氛围，并把这种理念制度化地转变为具体的监管动作和实施流程。从信息披露机制和法治环境的完善，到市场执法能力与违法违规惩戒力度的显着加强，法治化地完善对投资者的保护和赔偿机制，从法治制度到执行层面全面树立内外投资主体对中国经济与市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坚定信心。
第三，现代化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并维护开放型、国际化现代金融市场的前提。应在贷款报价利率(LPR)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的清洁浮动，促进经济自发调节内外均衡；打破各个类型债券市场之间的藩篱，理顺债权融资工具的信用风险定价机制，完善信用评级国际化等一系列配套机制建设，促进债券市场的长足发展。在相关配套基础条件和管理比较完善、汇率预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有序放松资本管制，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上，可以逐步探索从对资本流动的通道审批制管理转向以金融中介机构资本进出账户管理为抓手的新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需要实时关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的风险防范，区分实体经济运行中的正常外汇需求和短期的投机需求，防止汇率的短期波动被投机者利用，防范私人部门的短期外债风险，以及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
第四，我们建议借鉴2018年为缓解股权质押风险采用的纾困基金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对流动资金困难的企业进行救助。财政部可以与央行通力合作，为这些特殊时期的风险共济救助基金提供定向精准的信贷担保及一系列流动性支持。通过市场化的基金运作，可以有效树立正向预期，缓解市场忧虑，防止非理性抛售和市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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