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柏林的印太战略更为强调海上安全合作、人权以及德国在印太地区经济伙伴关系的多元化，追求德国与区域合作伙伴“避免单方的依赖关系”，认为基于规则的制度有助于维护安全与稳定。此外，柏林方面再次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敦促北约增加与日本及南韩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呼吁与澳洲和印尼等国家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尽管柏林与华府有着共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柏林已从独立的角度出发捍卫自身的利益，并尝试订定不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利更为有效面对共同价值观的挑战，例如航行自由与民主，利用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方式推动跨大西洋的目标与特定的德国利益，与合作伙伴之间建立新的战略网络。
三、建构一个平等的多极体系
现在的“印度-太平洋”一词已成为战略语汇，系指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亚洲。冷战期间的亚洲可区分为四个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以及两个海洋(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冷战结束后已逐渐成为单一的战略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更为广阔范围的亚洲当中，未来的区域秩序将来自海陆的相互依存或海陆相互对抗。
从美国欧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pivoting to Asia)到“亚洲再平衡”(Asia rebalance)，再到川普政府于2017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印太战略，旨在制衡中国所日渐增加的军事能力与经济影响力。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感觉到美国对于亚洲与印度洋地区的重视与压力，让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地理区域。在此基础上，法国则于2019年5月提出成为印太地区“一个包容与稳定的调解大国”并主导西欧与中欧的海军外交，德国则成为欧洲第二个提出印太战略的国家。
德国应看到全球已进入从1945年以来第二个两极的世界。尽管当代的国际体系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截然不同，且更为重视经济而非仅是政治或军事的对抗，更成为一种新型的冷战。美国与中国之间更为强调人工智慧、5G与云端技术、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的竞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于7月23日发表以《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为名的中国政策演说，强调中国之威胁。这些发展与局势演变，让德国与欧盟等国家思考新冷战发生的可能性。
德国的印太战略将使得德国“为塑造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贡献”。正如新闻声明中援引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所言，“印太地区是决定未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态的地方。我们希望帮助塑造此种秩序，使之建立在规则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者的法律之上”。换句话来说。德国希冀在美国与中国的竞逐上，能够扮演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建立一个平等的多极体系。
首先，德国的印太战略在于修正美国印太战略的围堵意涵。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其经济仍仰赖开放的全球供应链与海上航行通道，这些通道可将德国所制造包含汽车等工业商品输往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德国已认识到，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战略不确定性，因所谓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可能对于德国未来的安全与繁荣造成影响。于是改善与印太国家的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柏林面对北京所带来全球性的挑战，以及华府不可预测的对外关系。此外，柏林也将带动欧盟重新思考德国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
再者，也凸显柏林方面将更为警觉北京方面在国际间之作为。7月1日德国担任为期六个月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德国即誓言“让欧洲再次强大”。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在7月5日即指出，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德国需要面对“来自中国的混合威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从8月25日起展开欧洲五国访问之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也随之出访西班牙和希腊，该行旨在巩固已经陷入困境的中欧伙伴关系。由于北京对香港力推强硬政策，德国所出台印太战略更标志着欧洲警觉中国的情绪日增。再到9月14日的中欧特别高峰会议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提到，欧盟“并非竞技场”，不会再被利用，也显见欧洲出现警觉中国的新共识。
此外，德国印太战略的做法是“强化国际合作的结构”，这正是川普政府所排斥的多边机制。例如，德国也表示将把东协国家(ASEAN)与环孟加拉湾国家作为参与的重点。也就是说，柏林方面反对“强者的法律”可以解读为反对华府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以及中国的“带路倡议”立场。德国驻印度大使林德纳（Walter Lindner）形容德国的印太战略并非反中，但认为不应存在着霸权而是需要“平等的多极体系”，并且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偏好多元化以及可持续的供应链体系。无论柏林与华府有何歧见，德国的印太战略也暗示着，欧洲将对于中国政策重新进行评估，德国表示将与法国进一步根据共同的原则与价值观，合作订定针对印太地区的欧洲战略，其他的欧洲国家可能跟随法国与德国的脚步，将对于印太地区有不同于以往的认知与政策。
欧盟的印太战略将包括两项要素。一项是欧盟的机构层面，包括规划一般政策与执行机构，如自由贸易协定、峰会外交与相关的政策建议。另一要素是欧盟的各个国家的政策，藉由军事演习、港口访问、投资筛选以及边境管制等手段，强化欧洲国家在各地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已明确表示，她不会在德国于2021年秋天举行大选后寻求第五任期。也就是说，德国对于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的实质改变，只有德国国内政治结构重新调整才会发生。此外，德国的印太战略也未提及目前正处于焦点的台海关系，也未提及如何对于台海的安全与稳定做出实质贡献。
然而，欧盟也有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欧盟成员国广大且有着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不见得能够就一致的印太问题采取共同性行动。而且，欧盟的机构与成员国之间有着复杂政策安排关系，在贸易协定与共同安全政策方面也多所歧异，且在难民与移民问题、英国退出欧盟与之后的英国与欧盟关系、义大利的经济成长问题、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顺遂、美国因军费问题打算从德国撤军、东欧日渐增加的独裁主义、白俄罗斯的政治动荡以及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安全挑战，对于欧盟而言，印太地区的政策与问题恐非欧盟首要关注焦点。于是说，一个分歧的欧洲是否能够统合并建构出一致性的印太战略，也是值得持续关切的问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1月号，总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