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4
扩张性政策过去效果不佳？
在2010年底退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后，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相当稳健的，虽然有过几次扩张，但扩张力度不大、扩张时间也不长。
余永定：有观点认为，中国在2012至2013年和2015至2016年有过狂飙突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速表现仍不理想，这表明中国实际增速在潜在增速之上。
首先，我感觉一方面四万亿的推出有过快、过急之嫌；另一方面我们刺激政策退出有过快之嫌。
确实，2012年第二季度，政府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遏制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
2014年政府宣布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但市场的感觉是财政政策并不积极。由于2015年经济形势恶化，2016年政府确实采取了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进一步减税降费。二是扩大财政赤字规模。
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增长的状况，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央行在基本采取“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对货币政策的放松度进行过一些调整。
总之，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政府曾采取过较为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力度都不大，每次持续度时间也不长。
焦点5
如何看待制约财政扩张的因素？
现状不是关键，动态趋势是关键；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的经验看，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
余永定：很多人反对扩张政策，是因为扩张政策受到M2/GDP过高、政府债务问题、僵尸企业、企业杠杆率高等因素制约。
M2/GDP过高、政府债务问题此前已做过解释，不多做解释。不过，对于债务问题，有三点需要补充：第一，从官方数据上看，政府债务风险可控。截至2019年8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4139亿元，地方政府负债率为25%。第二，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看，多个机构做过估算，但数据差异很大，很难确定哪个数据是正确的。第三，现状不是关键，动态趋势是关键。如何理解？即便债务/GDP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这一现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以国债为例，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财政赤字/GDP比的稳定，同时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国债/GDP比最终就可以稳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
总之，我们不应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更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的经验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
焦点6
保增长是否会使得僵尸企业苟延残喘？
应把消灭过剩产能和增加有效需求结合起来。
余永定：面对产能过剩，提振经济有两种办法：一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仅如此，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定义什么是僵尸企业。一些现在的明星企业曾长期亏损，但它们的最后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可以为结构改革争取喘息时间，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增长恢复，除非需求结构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一种政策可以归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前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后一种则可以归类为“宏观需求管理”，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价格。即便价格稳定了，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回升。相反，在“产能过剩——通缩”和“债务——通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下降，而无法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僵尸企业并非中国独有，僵尸企业跟制度有关、跟市场机制好不好有关，但并不完全如此。在欧美这些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也有很多的僵尸企业。有一些僵尸企业的产生是经济增长疲软的结果。经济增速高一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僵尸企业就会少一些。
焦点7
为什么财政扩张的方向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依然很大。
余永定：在消费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难以进一步提高，而政府又不希望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替代。
因为4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些副作用，公众对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张比较排斥。中国政府到底应不应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连主张不干涉主义的美国政府都认为，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知道如何有效地为这些投资项目融资，而且知道经济处于疲软状态，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资。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强调，当时的低利息率，为美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极好条件。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希望能够像中国那样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只可惜是力有不逮。
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更没有必要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犹豫不决。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中国应该进行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实在是太多了。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等都价格便宜）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四万亿的问题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定、组织实施和融资方式，而不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决定本身。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总结四万亿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应该如何确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何同地方政府协调组织投资的实施，以及如何为这些投资融资。此外，基建投资确实存在低效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善用资金仍是一个大问题，这类问题，已经超出我专业范围。
来源：新京报 作者：侯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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