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关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众说纷纭，表面上看：
1．全球化
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尤其因为这些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着影响。
2．技术进步
这种观点强调，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弗里曼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离岸生产与数位化共生共存”。
3．产业结构的调整
金融化、虚拟经济和人工智慧—导致财富集中，马太效应，资本运作大于实业生产（资本产出比大于劳动力产出比）—制造业萎缩，收入减少—中产阶级的衰弱。 结构性失业：服务业与制造业比较，服务业对劳动力的要求高、吸纳少相对的。
真正的根源：
1．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20世纪70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40年一周期）。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社会经济不是仅作为技术的或者是自然的法则决定的，而是由拥有不同利益和资源的参与方之间的受公权力保障的互动行为构成的行为体系。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临时选择，最多不过是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平衡而已。①20世纪70年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阶段，美国经济是40年一个周期。放置在此后4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去加以更新，将当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嵌入一个发展顺序当中，并用动态的视角来审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建，20世纪70年代战后秩序的崩溃，“石油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事件中渐渐形成。通过使用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最神秘的机制——来消除社会冲突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国家债务，接着是私人信贷市场的扩张，最终是今天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银行债务。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延迟和加剧，通过购买时间的举措和被我们称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过程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每次战胜危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它又成为一次新的危机的前奏。这一过程历经复杂而的危机趋势。②西方富裕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三重危机之中，它会持续多年，这包括了银行危机、国家财政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危机已经深刻地影响几代人的生活和生活规划。同时人们也感受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银行危机来源于，过多的银行提供了过多的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贷款，最终其中的大部分变成了坏账；第二，所谓财政危机是数十年来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和相应增长的国家债务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同时2008年以后，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以及接盘毫无价值的债券来拯救金融业，通过财政刺激来拯救实体经济，都需要政府大量贷款，这也造成了财政危机；第三，实体经济的危机，它表现为高失业率和停滞的经济产出。显然，三种危机是密切相关的：银行危机通过倾向和国家财政危机相关，银行危机通过贷款和实体经济危机相关；国家财政危机通过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实体经济危机相关。三者不断相互加剧。
尤其在70年代，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名义盈利能力，从而抵消本应当出现的利润率的下降。随着美联储政策推高了利率和 80年代早期发生了二次衰退，利润率，尤其是税前利润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 1982 至2001年间，财产收入利润率下降了26.9％(不是26.9个百分点)， 而税前利润率几乎下降了同样的幅度，为26.3％。他们主张，积累率的下降，不是因为利润的缺乏，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机制是一种使利润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金融市场的机制。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最近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个不可还原的金融危机，而不是一个来源于根本性的盈利能力问题的危机。换言之，从工资中抽出的资金并没有被用于更多的投资。…… 不断增长的大规模剩余价值没有用于积累，而是主要被分配在金融收入这种形式上，这就是所发现的金融化过程的源泉。利润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金融化程度的一个良好的指标。如果在资本主义整个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生产性积累率始终没有反映利润率的大幅上升。这种现象是真实的，那它就是极为特殊的现象。哈森承认，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的这种背离“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的”。劳伦斯·蜜雪儿运用大量资料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一个大胆而极富说服力的结论——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在各自的产业部门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大的帮助。同时，大量资料也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无关。即使拥有大学甚至更高学历，也不能保证在前10%收入者中获得一席之地。在过去15年间，生产力水准显着提高，但无论大学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单位时间工资补偿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
2．制度政策： 华盛顿与华尔街共生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呢？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耶鲁大学教授雅各·汉克（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是政治决策在塑造市场时偏向特权阶层、牺牲公众利益的结果。
他们认为，有三个“政治”层面共同推动了这种政治决策的形成。一是政策安排（policy-setting），这一点最重要。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各种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决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二是“制度”（institution）。通过“否决点”的塑造，制度规则让行为者有机会通过其希望通过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实施的政策。三是“组织”（organization）。组织在促进政策变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当前美国的组织环境极具偏向性。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关注和青睐；而工会的持续性衰落，致使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那些组织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小。这三个政治层面，共同促成了导致更大不平等的体制性政治偏向。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安排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
美国国家政府的趋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了推动底层阶级收入增长超过了上层阶级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增长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政客们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们失败了。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3．垄断凌驾于竞争之上
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垄断与竞争并存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各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并在经济中发挥主要调节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存在着一些未被垄断组织吞并的局外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之间，存在着私有制商品生产经营者间的自由竞争关系。但一旦垄断形成以后，利用垄断的市场优势和资本优势，就会大小通吃。垄断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家实力。这符合美国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
四、结语
虽然，当前制造业比重不及服务业，以及制造业比重本身的波动，并没有改变美国始终依靠创新支撑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也引发全球对美国制造业的重新审视。在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制造业战略和政策的推动下，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美国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叶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美国社会不平等已经出现固化，即便有所改善也十分艰难。一方面，经济复苏需要一定时间，制造业复苏更需要时间。加上目前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击，互增惩罚性关税直接影响制造业的出口；另一方面，人工智慧的逐渐推广，使工人选择就业和提高待遇的机会日趋减少和被动。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个困境，理想上的合理兼顾是十分困难的。鉴于美国政府的赢家通吃的传统和美国崇尚竞争的文化背景，加上人工智慧的迅速发展，技术垄断和资本垄断的趋向不容乐观，追求平等犹如堂吉诃德去挑战大风车一般。何况世界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线性的和合情合理的。丛林法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保守派 “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的论断反映了竞争甚至“掠夺”的残酷。思考不平等问题比解决不平等更重要，尤其在当前世界进入一个转型时期。
注释：
①[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着：常晅译：《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版，第6页。
②[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着：常晅译：《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版，第11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总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