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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中评社图片） |
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表示，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彼此都有一种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为两国友好关系快速深入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韩建交28年来，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中韩关系的一个亮点。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韩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经常会波动起伏，甚至出现恶化。两国要建立基于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须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关系。
牛林杰表示，中韩人文交流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同时又与中韩两国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密切相关，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从中韩建交以来的实践不难看出，影响两国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政治与安全因素。在政治安全领域，中韩关系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韩美同盟关系的矛盾、中韩关系与中朝友好关系的均衡等。这些因素大多都不是中韩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与第三方有关。因此，正确处理好这些涉及第三方的政治安全问题，避免矛盾激化，不仅事关中韩关系发展的大局，也有利于两国人文交流的稳定发展。第二，历史文化认知因素。历史文化认知是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韩两国毗邻而居，回顾历史，中韩友好佳话俯拾即是。但中韩两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如对高句丽历史、朝鲜战争、传统文化等的认识，有时也会成为两国民间争论的热点，进而影响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第三，媒体的负面报道。长期以来，韩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存在明显的偏向和误导，助长了韩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嫌恶情绪。通过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韩国民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薄弱环节。第四，人文交流的质量。人文交流是不同国家民众之间增进友好认知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讲，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越频繁，参与的人员越多，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认知度就会越高。中韩人文交流单就人员往来的数量来讲可以说是规模庞大，但庞大的交流规模并没有给两国民众带来预期的“认可与好感”，每当遇到政治安全或历史文化领域的突发事件，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往往会出现大幅度波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晓玲表示，两位教授都谈到在新冠疫情期间，两国社会互相捐赠的行为，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中韩两国社会的心相通。我们捐赠的不仅是防疫物资，中韩两国也展示了两国社会具有共同的文化符号、相似的道德审美和文化审美，这能够很好地降低双方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文化打折现象，也能够让彼此更容易产生共鸣。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韩两个社会之间非常缺少认同，在疫情期间，我们也表现出来了很多意识形态的隔阂，还有民族主义的对抗，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强化的。
王晓玲说，疫情期间，她一直在思考文化相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文化共同确实有其意义，比如这次疫情就很好地体现了共同的文化符号能够降低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打折现象，能够让我们很容易产生共鸣，能够体会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而且如果两国的国民进行互动，文化共同又可以降低沟通的成本，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社会成本非常丰富，会相应降低很多经济成本，但是我们又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共同和认同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认同还是需要权力去进行一些价值观的分配，其中最强有力的还是政治权力，政治的基础又是经济。所以除了“共同”，如果中韩民间关系要追求更多“认同”的话，我们还应该去寻找两国社会之间更多的共同利益、共同困难，然后在两国人文交流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去顾及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寻求在两国人文社会交流合作过程中去解决、探讨这些问题的途径，这可能是今后我们扩大认同的一些必要路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