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策略是做最好的自己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实际上也是两个国家资源动员能力的竞争。谁能够最大限度调动资源，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是两国之间的，但制胜之道是做好自己的事。仔细分析全球产业链构成，我们会看到现代供应链越来越长，但是再长也有个终点，就是消费市场。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有6万亿美元的商品市场规模，没有哪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会无视。即使出现最极端的情形，仅仅依靠国内循环也能培育出世界级的企业、技术和产品，前提是市场必须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今后要继续坚持的，就是把改革开放这件正确的事情进行到底。
一是完善多元化开放布局。以前我们讲相互开放，现在更要主动开放；以前是发达国家要我们开放，现在是你不开放我依然要开放。在开放布局上，要更加注重多元化，向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开放，尽可能延伸市场深度和广度，打造非美循环圈。即使对美国，除了少数政客、机构、企业以外，还是要向大多数企业、地方和民众保持开放，用开放来寻求最大公约数。美国采用极端手段打压中国企业，但是中国不必追求所谓的对等报复。用非理性来回应非理性，实际上是惩罚自己。我们还是要分清利弊，牢牢守住自己的利益基本盘，不随风起舞，不好勇斗狠，通过发挥开放大市场的优势，让全球企业在中国留得住、发展好。
二是简化市场准入制度。这几年中国在市场开放上进展很快，但是仍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减至33条，但是清单之外各类限制仍然还比较多，外资企业跨区域经营仍然面临各种资格审批，还有大量隐性限制。另外，清单有碎片化趋势，目前事实上正在形成全国版、自贸试验区版、自由贸易港版、服务贸易版以及国内市场准入5张负面清单。用清单管理市场准入，这是开放环境的改进，但是清单之间要加强整合，否则就意味着清单之外另行设限，违背了非禁即入的原意。从长远来看，要真正形成一张清单管全国、管内外，切实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我们亟待解决“卡脖子”问题，但很多先进产业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如果缺了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即使我们花重金搞出来所谓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也很难形成市场效益。这件事急不得。
三是完善现代产业链生态。当代产业链有两个显着特点：一个是制造服务化，另一个是交易多元化。为什么服务在制造环节的增值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制造工厂开始进行越来越多的服务外包活动、电信等连结性服务重要性不断提高、精密制造当中的软件服务成分增加。全球产业链不断服务化，要求各个国家不仅要开放制造部门，也要开放服务部门，仅仅依靠单部门开放难以提高效率。就后者来讲，全球产业链相当于把不同的事情交给不同的人去办，这样就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产生大量的交易，因此可以说今天的全球产业链产品，本质上都是一种“合同密集型”产品。这个特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在基础设施等硬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具有更好制度安排的国家和地区会成为跨国公司首选地。面向“十四五”，我们要在服务部门开放上有更大动作，着重改善融资、通讯、数据、运输和信息服务水平。还要在软环境上下功夫，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造高水平的营商环境。
四是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国际化。中国产业国际化步伐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对外资产更多是以外汇储备方式存在的，真正以对外投资形成的资产并不多，制造业对外投资就更少。目前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占整个对外投资的比重在10%左右，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韩国高达40%以上，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国际化水平远远不够。要坚持走出去大方向不变，加强产业政策内外统筹，既不能为了防止空心化一味地限制转移，又不能简单追求国际化，一味放任转移。应当根据我国比较利益特征，加强产业甄别和宏观引导，防备走了不该走的，留了不该留的，形成中国企业跨境产业链。针对产业转移会带来东道国和母国的利益博弈问题，我们也要未雨绸缪，推动对外投资立法，梯次输出技术，使得国内发展能够跟得上产业转移步伐。
五是努力构建国际信任链。如果缺乏政治互信，产业链合作很难顺利进行。要承认，相对于我们快速提升的国际分量来讲，我们的对外沟通能力是有欠缺的。关于我们的制度、理念、文化、价值等等，在说给谁、如何说上我们是没有定位清楚的，因此经常把对上与对下、对内与对外混为一谈。这样的结果是看着都很正确，但是国外听不懂。这个命题很大，这里不展开讨论。有华裔高管建议，要多发挥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学界力量，让第三方讲述中国，讲述中国人的家国意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重新构建国际信任链，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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