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图片：讲座截图） |
3.管控技术获取，试图阻断中国快速追赶并与美国竞逐技术“制高点”的进程。
第一，通过外国投资美国委员会来强化对中国赴美投资的审查力度。在2017年到2020年间，不少中国对美投资遭到了总统命令、外国投资美国委员会否决。即使并购成功，财政部的机构又事后介入要求中国企业持有股票卖出。事实上美国已经完全背离了契约精神。
第二，通过总统行政命令、出口管制法案、实体清单制度，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控。如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在信息通讯技术及服务方面严格管控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在出口管制方案方面，美国严加管制新兴技术、敏感性技术对中国的出口。在实体清单制度方面，华为的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中国超级计算机研发部门、一些大学先后被列入实体清单，打击范围广泛。
李俊久用图1揭示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峰值，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吸收的中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正在与中国脱钩，尤其是对华为等的制裁体现了“关键性”脱钩。而“选择性”挂钩指的是美国农产品等一些不涉及敏感和高新技术的工业制品、美国金融机构为代表的服务行业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
4.认定汇率操纵，试图压迫中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
李俊久认为，美国认定中国汇率操纵目的是通过议题关联，压迫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缓解过程以及谈判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关于汇率操纵的认定有两个重要的方案：一个是在里根政府时期签署生效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二是经过调整和修正之后的2015年贸易便利与贸易实施法案。2019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但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共识且签署协议的前一天，即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在声明和例行报告中又将中国移出名单，列入观察。实际上这是一种敲诈的做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