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各种圈子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它还使人们产生所谓“信息茧房”和“信息偏食”。在信息传播中，由于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幷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领域，久而久之，会不自觉地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总是更趋向于接收自己所期待看到的或听到的信息，而有选择性地避开自己不想看到或不愿听到的信息，即心理学上所说的愿望思维。”③“信息茧房”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前媒体去中心化、裂变化、社交化的内容生产模式，体现了媒体主动迎合用户需求的趋势。用户会依照个人的喜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选择，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心理上的舒适感”。
四、政治选举中的算法政治
在政治选举中，一般认为，选民大致有稳定的基本盘“铁票”和中间选民“游离票”这两大类。对“铁票”选民，候选人和政治集团主要采取长期耕耘和持续巩固的方式，以确保这部分票源。不过可以看到，在很多地区的选民中，决定最后选情的往往是关键的中间选民。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版图中，中西部基本上都是共和党的铁票仓，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则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在美国历次总统选举中，由于其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决定美国总统大选最终结果的往往是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辛、俄亥俄等关键的少数“摇摆州”。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便是在这些摇摆州中以微弱优势险胜希拉里，拿到过半数选举人票，最终入住白宫。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拜登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辛等关键摇摆州以较微弱取胜最终胜选。
社交媒体在宣传造势、辐射传统媒体、基层动员及募款能力等方面的效果已超过传统选举动员方式。在过去的选举造势活动中，所谓社交媒体的“空战”和传统造势活动的“陆战”幷举，社交媒体一般只发挥“侧翼”作用，但现如今已成为政治选举中各方政治势力大肆抢夺地盘的重要媒介。尤其是随着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习惯使用网络的中青年世代已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使社会普通个体皆有机会直接发表观点，青年群体参与政治的热情迅速攀升，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影响面越来越大。政治人物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宣传、动员将成为风潮，从而改变了过去选举自上而下的传统动员方式。政治集团的竞选团队正是利用了中青年群体易受网络等新媒体舆论引导的特点，围绕特定议题加强舆情操作和攻防，营造利己舆论氛围。
以台湾地区为例，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已成为台湾社会运用程度极高的媒介之一，岛内政治生态也进入全新时期。根据已注册的用户资料，目前台湾4G移动用户已超过2100万人，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OTT视频流、新闻客户端、自媒体阅读平台等四大埠，即以Facebook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以YouTube为代表的OTT视频流媒体、以《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播报媒体、以Talk杂志为代表的自媒体阅读平台。其中Facebook在台湾使用人数高达1800万人，日活跃量保持在1200万，此外还有830万Instagram用户。实时通讯上，有大约1700万Line用户，使用率位居全球前列。④社交媒体的普及使民众对选举的参与度空前提升。2014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使不少人敏锐感知到社交媒体在其间对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媒体“空战”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战场。
柯文哲是较早将新媒体工具应用到台湾政治选举的政治人物之一。在其2014年底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其选举幕僚团队通过策略分析，紧盯脸书、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个人粉丝专页，将社交网络平台作为信息的搜集数据点，对民众感性的、热度高的议题加码营销，持续推送相关信息，同时还结合一些网络红人互动来提高自身热度和影响力，成功将社交媒体与选举造势结合起来。此后，各方积极利用网络新媒体，加强舆情操控，社交媒体已被各方阵营视为组织动员、宣传造势的重要工具和平台，为自己的选举服务。各政治团体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加大资源投放，进行方式革新，以吸引网络用户和手机“低头族”尤其是年轻族群。在2016年初的选前“周子瑜”事件，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的“韩流”，以及2020年初地区领导人选举这些事件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已逐渐深植人心。2019年曝出的“网军1450”、“杨蕙如案”，更是直接将幕后力量指向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
社交媒体在改变传统选举政治版图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地区的选举文化。在近年来不论是美国大选还是台湾地区选举等政治选举活动中，有些政治团体为选举利益，甚至倾注大量资源在社交媒体上，通过散布谣言、爆料抹黑、制造网络事件等方式大肆攻击对手，同时也使舆论聚焦于低层次的话题。过去政治选举中，选民往往关心的是与自身福祉相关的公共政策等议题，而在目前的一些选举中，选情中的主轴经常被一些娱乐性和争议性话题所淹没，理性的政策讨论和候选人政见反倒不被重视。这种倾向，使一些地区的政治选举活动出现娱乐化和庸俗化的趋势。
五、民意走向中的算法政治
民意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民意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几乎所有决策者都会声称自己的政策反映着广大公民的意愿和需求。台湾的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便长期将“依循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挂在嘴上，以所谓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作为政治文宣的基础，但往往又只选择对其具有利用价值或被塑造出来的所谓“主流民意”，幷将“少数民意”包装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在社交媒体时代，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算法政治下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深刻影响一个社会公众的民意走向，且这种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传统上，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包括家庭、学校、同辈团体、大众传媒、社会政治组织以及NGO等其他组织。而随着社交媒体中“过滤泡沫效应”和“同温层效应”等因素随着智能算法推荐的持续强化，会使公众或选民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形成某些政治团体所希望的“主流民意”。自90年代末以来，台湾岛内持续不断的“柔性台独”活动和“去中国化”教育，迭加社交媒体的长期影响，已经使岛内民意出现了重大转变。以台湾地区几个影响力较大的调查资料为例，不论是台湾《联合报》连续十年不间断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还是政治大学长达28年不间断的“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分布趋势和长达26年不间断的“台湾民众统独趋势分布”统计调研数据，都可以看到台湾岛内目前“统”的声量一直在持续降低，而“独”的声量却在不断攀升。
算法政治下，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所谓“主流民意”实则是可以人为塑造的。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台湾“太阳花学运”、香港修例风波等重大事件中，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自身利益，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推送特定信息，强化群体政治认同，引导舆论风向和议题设置，已成为政治人物进行选举操作和长期舆论倡导的重要手段。而民意的操弄也容易走向民粹化，导致出现政治“极化”。如2020年新冠疫情后，由于台当局在口罩、人员往来等方面的种种作为和表态，两岸关系开始陷入“敌意螺旋”不断上升状态，相互敌意情绪由官方蔓延至民间，幷且“敌意”有不断累积升高的趋势，尤其是民间相互负面情绪和观感上升。目前在大陆社交媒体中也可以看到，在敌意和恶感不断上升后，大陆网民在统一问题上“武统”的声音开始逐渐增多。而这种两岸“民意”的持续对撞，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社交媒体时代，应更加重视其影响，正确认识和合理运用，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积极互动和创造“善意螺旋”的平台和工具。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汝绪华：《算法政治：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7页。
③[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页。
④黄楚新、崔政韬：《台湾移动传播发展现状》，《新闻战线》，2018年第13期，第69-72页。
作者简介：熊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非传统安全、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东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与美国政治等。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月号，总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