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香港社会是否存在与马英九先生类似的行政领导人或社会文化精英，能够进行类似的深度反思与警醒？尽管台湾社会并未因马英九先生的“现身说法”而逆转政治方向，但毕竟出现了对有关社会运动及两岸关系足够有深度的理性思考，香港社会至今则仍然沉浸或迷失在“反修例”运动带来的“政治高烧式激情”状态，管治精英一味退缩维稳，社会文化精英则各怀鬼胎，或逢迎民粹，或抽水自肥，却鲜有深度反思及有力担当者。
在民意委顿而精英责任缺位的条件下，香港社会的价值自损行为继续扩展，不仅导致法治权威受损，更造成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的惊人突破，比如何君尧议员母亲的祖坟被毁事件。“挖祖坟”行为，无论基于任何政治理由，都是不可能正当化的，违背了香港社会所有的核心价值。敢于“无法无天”及“伤天害理”，表明香港教育体系的严重价值错乱，以及精英对青年人引导性责任伦理的沦丧。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地位与形象。标榜民主价值的激进示威者，竟然以为民主价值可以对一切暴行发放“许可证”，这是一种极端幼稚又极端可悲的政治病态心理。这种行为若发生于落后蒙昧的部落政治时代，尚可理解及研究一二，但发生于高度文明化的香港社会，则有一种时光倒错和价值逆流成河的末世感。某种意义上，“毁坟行为”对香港社会核心价值的损害要远超“占中”或“反修例”本身：后者不过是民主对法治的僭越，但前者却是野蛮对文明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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