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印关系基本架构发展
中国与印度关系为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最为重要问题之一。北京与新德里受到许多因素所影响，既有正向动能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正面因素包括两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共识、对于经济发展的期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迁、以及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负面因素包括中印两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边界领土纠纷、以及南亚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与贸易不平衡等问题。
从2004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德里以来，两国关系开始有所进展，并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多年以来，中印两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有着多项合作与发展，同时也经历2013年的帐篷对峙事件、2017年的洞朗(Doklam)对峙以及这次的加勒万河谷事件，两国关系整体发展与不时出现的冲突，恰巧反映两国关系当中复杂的动态。
基本上而论，中国将印度视为战略合作伙伴，而非重要安全利益的挑战或威胁。长期以来，中国认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在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与其他的大国，这窄化了中国的国际战略。
印度从1991年力推经济改革后，伴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已让中国修正印度在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特别在美国所主导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华盛顿方面疑虑北京的崛起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霸权。北京认为，美国希冀藉由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与紧密的安全军事合作关系遏制或削弱中国，在这情况下，使得中国擘划与邻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化解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中国将与印度之间的边境冲突当作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有关于边界的主权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今年拉达克地区冲突前双方在军事上愿意克制，两国实际处理边界争议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的防御性立场。
中印两国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签署关于维持边界和平与安宁，增进相互军事信任的措施的协定。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于2003年访问中国，双方并各自同意任命一名特别代表，从政治和总体双边关系的角度探讨边界解决的架构。特别是在2005年4月，发布关于在中印边界地区沿实际控制线建立信心措施的方式议定书。
2012年，为即时就边界问题传达讯息，中印同意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在“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签署边境防卫与合作协定，并在各个部门之间建立边境人员会晤地点，沿实际控制线在相互同意的位置建立了电话联系。两国甚至在军事总部之间建立了热线，增进双方边防部队之间的瞭解与合作。
显然，即使不时出现“越界”事件，但由于印度和中国建立协议和自我约束机制，避免了局势的升级。中国在对印度的外交战略中始终秉承双方应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哲学。
惟中国认为不应忽略印度在“西藏南部”（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地区）的增加军事力量、移民政策与强化基础设施等政策，中国在中方的安全措施和基础设施项目仅出于防御目的。这成为今年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印度强硬立场的根源之一。
五、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中国的立场
在此次中印于喜马拉雅山的冲突情况来看，中国仍希冀以经济力量与优势的军事力量确保自身的主导性优势。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表示中国的态度与立场。
首先，事件发生点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是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行建设，改变当地控制现况，并无视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并且印度军队先以暴力攻击交涉官兵。
其次，印方已违反两国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协定，也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再者，中国仍强调沟通与对话化解争端。中国方面期待中印两国管控边境分歧的态度，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
于是说，中国仍强调稳定作为其南亚政策的基本态度。印度目前尚非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关注焦点，虽然北京认为新德里在美国所主导的“印太战略”所扮演角色，将影响中印关系，但仍认为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繁荣亦可能从政经层面影响区域与国际关系。
在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印度往往藉由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来自北方的威胁，但中国方面应会强调两国的互利共存，并应会试图缓和边境的紧张关系。
7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后，双方约定尽快完成双方一线部队脱离接触。
到7月7日晚间，中国军队已后撤约2公里，并撤除原本在加勒河容的帐篷营地，印度军队同时也后撤约1.5公里，建立约4公里的缓冲区，并且分阶段撤离武器与设备。也就是说，印度现阶段的经济与军事能力与中国仍有落差，中国有着单独“划界”的能力，北京仍愿强调“守势”的立场。
原本习近平与莫迪在武汉与清奈的非正式性会晤后，已重新界定两国以及南亚区域关系，藉此修补从2017年开始的恶化关系。当时中国的政策为强化两国在技术或晶片研发上合作，甚至在人工智慧、区块链上进行合作，或中国转移部分技术给予印度厂商或进一步投资印度。
印度在抵制中国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后，将更为强调“印度优先”或“印度制造”的重要性，可能影响中国在南亚所建构的“中巴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北京将不得不强化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或斯里兰卡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但是在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冲突下，中国将会更为重视印度的重要性，北京不乐见华府拉拢新德里加入包括日本与澳洲在内的海洋民主四国安全体系当中。从地缘政治视角而言，中印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之后，第二个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将比日本更为重要。
在拉达克地区冲突事件后，中国将更为重视印度的发展与“印度学”的研究。印度目前尚未完全从农业经济转型到服务业的经济，使得莫迪未来将进一步改善其道路、铁路与港口等基础设施，藉此吸引外资及采用多边贸易协定强化印度的竞争力，同时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国境冲突。
就此角度观之，新德里与其他先进大国贸易与技术合作，以及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会成为印度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印度也知道中国在印度经济与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莫迪是否能够压制其民族主义将成为中印关系和缓的关键，中印双方应会试图建立更多的信任来建立可预测性的双边关系。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8月号，总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