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16日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减税降费要着力发挥好引导预期的作用。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能够更好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能更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刘尚希通过梳理近些年来的减税降费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扩内需的减税降费，二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这三种类型的减税降费也可以指三种效应，可能有扩内需的效应，可能有降成本的效应，可能有引导预期的效应。三种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三种政策目标，一个是扩内需的政策目标，一个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引导预期的政策目标。
刘尚希对这三种减税降费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扩内需的减税降费是最容易操作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少了，老百姓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也就扩大了内需。其次，降成本的减税降费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方式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在税种的选择上也要针对企业来考虑。由于企业在不同的产业，在设计减税降费时要考虑产业类型，是普惠式地降还是结构性地降，这也是不一样的。最后，稳预期的减税降费的操作难度是最大的。以前的减税降费，减了就意味着增加了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内需、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引导预期就不一样，既要考虑短期预期，也要考虑长期预期，这就涉及减税降费的方式问题。
“要发挥引导预期的作用，这就对减税降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把税减了、把费降了就行，而是如何让减税降费真正地降低不确定性，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风险更低的环境，从而增强企业对未来盈利的可预期性。”刘尚希表示，从当前来看，微观主体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都是企业无法防范化解的，这就变成了预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减税降费，去对冲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企业的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刘尚希进一步指出，过去减税在税基上的操作比较多，如税前扣除，对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抵扣上的政策支持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扩大了内需。但通过税基来减税，很难起到引导预期的效果，因为在税基上的减税，透明度不高，政策容易碎片化，会有很多人不清楚如何享受减税政策，不利于整个社会心理的稳定，对企业来说操作成本也比较大，难以达到稳预期的目的。而当前从税基减税转到从税率减税，从过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式减税，从理论上看更有利于稳定企业的未来预期。
通过降低税率来减税，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讲，心理效应更大。税基式的减税和税率式的减税方式，从结果上来看，可能减少的税收差不多，但给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税率上的减税将减税摆在了明处，大家能感受到税率的变化，短期的获得感更强。其次，减税透明度变高，这样有利于引导预期。最后，确定性更强，有利于增强企业对长期的可预期性。
刘尚希表示，这种税率式的减税同时还能实现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等。能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势必也会产生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所以，从当前更需要稳预期的角度来考虑，从税基式的减税转向税率式减税是正确的选择。此外，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也更能有效引导预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