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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经济增速下滑 要不要、值不值、能不能?
http://www.CRNTT.com   2019-12-25 08:53:54


  中评社北京12月25日电/面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此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余永定旗帜鲜明的观点被外界解读为保“6”。那么,在余永定看来,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分析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如何看待制约财政扩张的因素、为什么财政扩张的方向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新京报就外界关心的问题再次采访了余永定。

  焦点1

  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

  “6”只是象征性数据,核心是要抑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余永定: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很低。从工业生产表现看,我们的PPI在最近连续几个月进入了负增长区间。

  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我认为不能让经济增速跌破“6%”。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都反对保“6”这个具体的数字,我也不知道中国经济增速真实的数据是什么,只是用“6”这个数据代表/象征现在的经济增速。我想讨论的核心要点是——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在现有真实的经济增速的基础上,我们要不要、值不值得、能不能够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对这三个短期的宏观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第一,我们需要抑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因为GDP增速的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分子减小了,分母减的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从就业形势看,表面上似乎目前问题不大,但实际调查研究中发现,大家也并非十分乐观。当前就业问题既有结构的、也有总量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就业增长对GDP增速的弹性已经下降。就业问题依然值得高度关注;从增长和改革的关系看,良好的经济形势可以为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将进一步显现,需要有国内增长来对冲。

  第二,值不值得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如果说抑制经济增速下滑的代价很大,比如,导致资源错配、环境恶化、改革失去动力,使得未来经济增速更低等,这就得不偿失了。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能不能够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能否使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看两个条件:通货膨胀形势、财政状况。从通货膨胀形势看,中国的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且有出现通缩危险。最新数字显示,PPI已经连续数月负增长,CPI虽然为4.5%,但扣除猪肉价格等后的核心CPI增速依然是很低的;在财政的表现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较好;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在可控范围内。

  焦点2
  
  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是多少?

  在确定经济增长意向性目标时,最好采取“试错”的办法。

  余永定:计算潜在经济增速常有的方法包括:总量法、生产函数法、动态或然一般均衡法和一些纯统计方法,如滤波法。但这些计算方法从方法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此外,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对数据的依赖极高,美国由于数据问题,曾出现严重误导。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准确估算出误差不小于1%的GDP的潜在增速呢?

  我以为,在确定经济增长意向性目标时,最好采取“试错”的办法:采用不采用更具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看两个指标:通货膨胀率和国债收益率。如果中国不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状态(例如不超过5%)、更不存在加速的通货膨胀,如果国债收益率很低,公众和金融机构都愿意购买国库券,政府就可以实施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力争使经济增速有所上升。

  焦点3

  应该如何分析短期宏观经济问题?

  分析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从GDP各个构成部分入手

  余永定:在批评我保“6”观点的文章中,大多数强调由于种种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除非出现某种革命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速从长期看是逐步下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中过去10年间已经下降了一半,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一定会跌破6%,要在6.5%或5%的水平上才能稳定下来?

  许多反对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稳定经济增长观点的存在明显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混淆了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区别;在推论的过程中遗漏了不少逻辑环节。

  以人口老龄化为例,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速是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长期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累积影响将是明显的。但是除非突发某种灾变,在某个特定季度、年度,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是很小的,决定不了诸如2019年经济增速到底应该是6%还是5.9%这样的变化。

  从老龄化到经济增长的因果链条中还存在许多中间环节: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劳动时间、有效劳动时间(懒和不懒)、退休年龄延长等。不仅如此,由于人力资本性质的不同,同样的精神和体力的支出,产出不同。因而,从人口老龄化并不能直接推出年度经济增速会下降。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许多抵消因素。例如,生产函数中的K、t变动会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恰恰是2019年-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短期问题。因而,除非你能给出计算具体结果,否则老龄化不能用于支持(也不能否定)2019年中国应该低于6%的论点。

  分析经济短期增长前景必须首先判定——经济增长当前是供给约束还是需求约束?如果是供给约束,可以从三个产业的总量生产函数出发分析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分析角度)。如果是需求约束,就应该采用传统的总量分析,从总需求各个构成部分的变化开始寻找原因。

  从支出法的角度看,GDP的构成部分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出口。通过分析每个构成部分对GDP贡献,可以找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出这些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通过层层抽丝剥茧,我们可以找到尽可能全面的因果链条,从而找到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相应的政策组合。不做这样的具体分析,从因果链条的远端,跨越一系列中间环节给出2019年中国经济应该是多少的结论,在方法论上是有可商榷之处的。

  很多学者担心,搞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这种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针对中国经济问题提出的相应的改革措施我都赞同。我一直的观点是——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要解决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见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后者见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暂,主要解决当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当下的稳增长和长期的调结构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要坚持深化各项改革,但不要把宏观需求管理和结构改革对立起来。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这些改革措施对抑制当下的经济增速下跌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或我们是否要等这些改革措施成功之后再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增长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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