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一些国家，疫情冲击加剧本已存在的对全球化的怀疑。虽然全球化进程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不能排除部分国家会在贸易与投资领域进一步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过去40年，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这个格局可能很难持续，即便不考虑其他国家政策的转向，中国自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小国经济变成今天的大国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转向由国内需求推动。疫情之后，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加速。
二是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央行与政府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以求稳住经济与社会。应该说，他们这样做也无可非议，毕竟特殊危机需特殊应对。但问题是，货币政策宽松极大增加了全球性的流动性供应，而财政政策宽松则极大地提升了公共负债率，这些宽松政策往往是“进入易、退出难”。这样，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和高杠杆率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常态，这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约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和促成资产泡沫以及新的结构失衡。
面对这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需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制度性安排，应对可能到来的冲击。比如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来支持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增长；提高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减缓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及其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