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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国立。（中评社 黄文杰摄） |
中评社桃园5月25日电（记者 黄文杰）专长研究“病人历史”，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历史组专任助理教授皮国立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近代政治人物及知识分子，基于中国要变强，主张全盘西化，西医跟国族连结起来，有趣的是，包括孙中山、胡适、鲁迅、梁启超、蒋介石，“相信西医”却又偷偷看中医、吃中药，就会出现奇特的中西医病关系。
皮国立，台湾师大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原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和身体史，也研究特定近代军事和政治史，以及图像、知识传播的文化史，特别是和中西医学、卫生、身体文化等主题，他谈近代政治人物怎样饱受疾病之苦，课堂描述活灵活现，出版“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故事更是丰富精彩。
要谈“国族、国医与病人”主题，皮国立最爱引述一张图像，那是“良友画报”在1920年代的一张图。
可以看到，病床下写着四个字“中华民国”，当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就像病人躺在床上，需要开立药方，基于中国要变强，需要“全盘西化”，因此开始引进科学、引进西医制度，开始推广现代化卫生及健康观念。
皮国立引述傅斯年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改变要靠西医与科学，中医是完全无法担负这个责任”。他说，傅斯年这么讨厌中医，问题是，那个时代这么多人，不看中医，怎么面对自己疾病？
为了考据当年不看中医，怎样治疗疾病，皮国立从胡适的日记，开始探索究竟得了几种疾病？好比糖尿病、心脏病、蛋白尿，胡适当然也找中医，只是后来出回忆录，则是否认看中医，只是胡适出国，竟必备中医的成药“六神丸”与“痧药”。
皮国立解释，胡适是当时知识份子的领头羊，总不能自打嘴巴，自己所反对的“旧中医”所治好，不是被“船坚炮利”的西医治好，这不是光彩的事，但是当胡适的脚跨到西方，另外一只脚是站在中华文化，帮忙找出路，胡适认为中国人不能完全面向西方，还是要看重自己的文化。
孙中山也是典型的例子。他说，孙中山死于肝癌，当时没有超音波，要肝癌检测是解剖，肝脏硬如木头，面对肝癌，有人认为西医治疗不好，建议看中医，孙中山说：“我学西医”，怎么吃中药？不过后来还是采纳建议，吃了中药。
皮国立说，不过孙中山吃了一个礼拜，经常拉肚子，汪精卫就禁止中医来看，后来有人把孙中山的病例从协和医院挖出来，研判可能是胆管癌，有待考证。
第三位是鲁迅。
皮国立解释，鲁迅的父亲被中医给医死，一辈子反中医，鲁迅一开始也不是文艺创作，而是跑去日本读医学院，1905年在日本看到照片，日俄战争俘虏的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全班日本人高喊“万岁”，心中突然有种感慨。
他引述鲁迅的文章，“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决定弃医从文。
第四位是梁启超，有所谓“失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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