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普贸易战的逻辑
然而对政治素人、缺乏国际政治训练，而且是地产商人出身的川普来说，很难接受这套理论。“霸权稳定论”认为提供国际公共财是维持霸权的成本，但这位一辈子都在经商的总统却认为这成本太高，反而削弱了美国经济，因而反对提供公共财。
川普的理念是“使用者付费”，这是一个与“公共财”概念相反的经济学理念。他在竞选期间，除了批判“偷”美国人工作的中国之外，也指责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盟邦在贸易上占美国太多便宜，对美国不公平。同时他还主张美国不应再当世界警察、北约盟国应负担更多军费、日本与韩国须负担美国驻军的一切费用等等。对日、韩的要求即为典型的“使用者付费”概念：你们既然要美国驻军保护你们，那么就该付出所有的花费。
川普认为提供国际公共财，正是让美国衰落的主因。他在就职演说中即指出：“我们捍卫了其它国家的边界……，并在海外花费了数兆美元，而美国的基础设施却陷入年久失修和腐朽”、“我们使其它国家富裕，而我们国家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却在地平线上消失。”
因而所谓的“美国优先”，就是不再让利。提供公共财如果是美国输血给盟邦，那么川普的主张就是反过来要盟邦输血给美国。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强调的：“每一项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事务的决定，都将使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受益。”这很自然地让贸易战战火打向全世界。包括，或者更精确地说“尤其”是盟邦，因为他们占美国便宜太多，也太久了。因此，对让利给追随者的TPP，川普一上任就宣布退出，并与墨西哥、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要求欧盟与日本和美国谈判“公平”的新贸易协议，甚至还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果WTO“不好好对待美国”的话。
不过，川普贸易战核心仍然是指向中国。“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川普竞选时的口号，隐含的假设就是美国已经衰落。虽然美国是否衰落有不同看法，比较具代表性的，例如不久前过世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马侃（John Sidney McCain III）即不同意此一观点。然而，川普在西维吉尼亚州“美国正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容许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变得比我们更强大”的论述，表示他所认知的并不是美国已经衰落的过去式，而是美国即将被中国超越的现在进行式。如此从逻辑上反推，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或维持美国霸权，就必须阻止中国超越美国。
川普将中美竞争的焦点放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上，而不是军事与外交，或许不能称之为偏颇。当代透过国际法与国际实践，战争已成为非法行为，只有自卫与联合国授权的战争才属合法。虽然国际法为弱法，美国军事力量也还超过中国甚多，但除非美国愿意冒全球舆论指责与高风险而发动战争，否则即便多次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或邀更多盟邦参与执行，只要中国未发动攻击而引爆战争，未必能有效阻挡中国崛起。
曾预测中国崛起，并提出回应策略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坦曼（Ronald L. Tammen）及库勒（Jacek Kugler）所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即认为国家权力是三项变数的函数：⑴人口；能够工作或作战的人数。⑵经济力；这些人的生产力。⑶政治力；整合个人贡献以达成国家目标的能力。当新兴强权的国家权力达到原来支配性强权的80%，就成为挑战者，达到100%，就是超越（overtaking），达到120%，就完成超越过程而权力转移。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出计算公式，但在排除战争的假定下，观察这三项变数的整合性量化指标就是经济规模（GDP）。在相当程度上，中国GDP的超越，与权力转移之间，可以画上争议较少的等号。
要阻止中国GDP超越，川普的策略，就是美国自己经济引擎全开，同时给中国设置障碍。这是川普贸易战的主旨，关键在强化美国经济，而不是只遏制中国。因为一增一减，才有较佳机会阻挡中国。
为了让美国经济引擎全开，川普除大规模减税、解除管制与增加公共支出外，还要将原本提供为国际公共财的资源转回美国，包括贸易让利与经济援助。因此他要重谈贸易协议，让更多制造业回到美国；取消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绿色气候基金、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UNRWA）的注资，让美国有更多资金能投入公共建设，而强化经济动能。
对给中国设置障碍来说，中国正在推动“供给侧改革”，要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并由“制造大国”往“制造强国”迈进。因此，要削弱中国经济，就要阻止中国转型。川普因而对中国提出包括打击“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140多项具体要求贸易清单，中国要不照单全收，要不就付出对美贸易受阻的代价。无论选哪样，经济发展都将受困。
川普对美国经济加速的重视，甚至超过给中国设置障碍。的确，逻辑上美国经济规模大于中国，只要能恢复高成长，就可以不惧中国追赶。9月7日在北达科他州的一场募款会议上，川普即表示：“我们将会比任何国家成长得更快。”川普推动的是一个独强美国经济的计画。这合理化川普对盟邦的贸易攻势，因为，唯有美国经济强盛，才能真正维持霸权。
四、盟邦的困惑与转向
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对外行动由总统主导，建制派推动的“印太战略”因而成效不彰。预定扮演主要角色的印度，并没有积极回应美国，仍维持其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路线，总理莫迪甚至在今年上半年两度到中国会晤习近平。另一个要角日本也修正原本对“印太战略”的积极态度，逐渐转向中国。除多次肯定“一带一路”向中国示好外；9月12日，首相安倍出席俄罗斯举办的第4届“东方经济论坛”，在海参崴与习近平会谈时甚至表示，双方会晤“再次确认日中加深友好合作关系的共识”。
就战略逻辑来说，如果以阻挡中国超越为目标，则川普的策略比他的建制派官员来得高明。因为“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都只关注遏制中国，强调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为争取盟邦不惜让利，并未考虑对美国经济的伤害。然而，美国经济一旦被中国超越，则所谓全球领导地位恐将成为奢谈。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7年中国GDP年增2兆美元，达到14兆，美国年增1兆美元，达20.4兆，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8.6%，而这数据在2010年还是41.4%。从这角度理解，建制派争取盟邦联合抗中的努力只是做虚功，并不能真正遏制中国。
然而，川普从各国吸血、独厚美国经济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成功阻挡中国超越的机会，但拒绝提供公共财必然影响美国的领导地位。这表示川普是以丧失霸权方式从另一个面向维持霸权；如此即便成功，美国也不再是“领导型”霸权，而是透过经济制裁或贸易报复建立权力的“宰制型”霸权。这将使盟邦转向，并非美国政治菁英所乐见。因而美国国会正努力通过法案，合并数个机构并提供600亿美元，为各国提供基础建设和开发案的融资选项，尝试提供新的公共财以重建领导地位。不过这违反川普“美国优先”概念的立法，最后是否能获得川普签署，还有待观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11月号，总第25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