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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现场（中评社 海涵摄） |
但是，杨伯江坦陈，美国因素或者外部因素不是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首要驱动力。“一个简单事实是，远在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至少两年之前，中日之间已经开始了重返正轨尝试。即使2016年没有特朗普上台，中日关系要改善也是迟早的事情，这是历史必然性。”此外，中日关系此轮的转圜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前提，即中日双方的战略和政策背景。在本地区国际事务当中，中国以及日本作用趋于增大，趋于上升。在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亚太地区的形势至少在奥巴马总统之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美国政策来牵引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改变力量对比、重塑地区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因素俨然成了一个自变量。与此同时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在提升，日本经济上不像过去那样增速那么快了，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了，但是它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变高了，而不是变低了。日本努力从一个因变量变成自变量，努力从“棋子”变成“棋手”。2013年日本从调整入手推动安全转型，完善国力结构，发挥更全面的国力作用。日本在推动新的TPP取得了很大进展，签署了日欧EPA，日欧EPA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中国作用影响力上升和日本综合战略活跃度增强是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并得以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谈及中日关系此轮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究竟能走多远？杨伯江说，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合作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巨大潜力的。但是这样一个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的前景又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不是无条件地自然生成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人为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
杨伯江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首先，中日关系巨大潜力来自产业方面的巨大互补性。早在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高阪正尧就说过，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当代日本知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应该采取的国家战略，是把中国作为主顾，也就是把中国作为客人。作为客户，一个中国“够日本吃一辈子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外国包括日本的先进经验，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区域合作经验，应对贸易战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借鉴对方的。
二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合作要走得顺利、走得远，还要善于处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捷问题。中日关系确实是在改善和发展，但是彼此之间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做鸵鸟，要面对现实。对于这些问题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很明显短期内这种前景很难出现，鉴于这个现实我们首先近期要考虑的眼前要考虑的就是先把问题妥善管理起来，防止局部矛盾激化，产生冲突。管理好问题为将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目前前置性条件需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包括承认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存在，因为承认问题是管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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