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王隆文说，从国际卫生法领域来看，之前国际卫生大会上，总书记提到中国现在正在开发疫苗，一旦开发成功投入市场，中国愿意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让欠发达国家去购买疫苗。这在理念上，和现有的国际卫生法是不一样的。目前国际卫生合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高标准和药品的可及性之间的矛盾。因为知识产权是私人权利，主要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大量的民众是买不起一些特效药品的。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可以形成三边协定，促进东亚区域国际卫生法的发展。比如在信息通报上，一旦发生可能对外输出的疫情，三个国家及时相互通报。第二，要解决药品的可及性问题，是否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对药品实施强制的知识产权许可，以较低的价格流入疫情严重市场，这种行为可以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框架上去做合法性解释。还有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当中，援助的药品、相关的医疗器材，在海关通关的过程中可以简化流程。上述措施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边合作框架。这可以认为是东亚觉醒的一部分，或者说为亚洲的区域卫生法发展提供了契机。它适应了我们的时代所需，虑时代所急。
《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古谷浩一表示，习主席对日本的访问将会深刻影响东北亚格局；虽然受疫情影响，此访何时成行尚不能确定，但他认为有四项因素超越了时空限制，对双边关系持续产生影响：第一是国内政治问题。纵然有观点质疑，为什么不在疫情初期中止中国公民入境，但这些问题仍然与习主席访问有密切联系。古谷先生认为，双方目前努力的重点，还是促成习主席尽早访问日本。同样重要的还有国际环境，而美国因素无疑最为关键。日、韩虽然同为美国盟友，但二者并未炒作“中国责任论”，在香港问题上也比欧美国家更为克制。与之相关的还有经济问题，中日经贸关系一直十分紧密，对双方关系也长期发挥正向作用。
因此，古谷先生提出，国民感情因素在东亚关系中最为复杂。出于三个原因，日本国民对中国长期有一种“害怕”的印象：中国军费的增长牵涉到安保问题，所谓间谍问题关系到日本国民生命安全，中美关系则奠定结构基础。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对中国的印象难以改观。古谷先生引用前任首相大平正芳的比喻——“除夕”和“元日”的区别，指出了日本与中国既相似、又相异的特点，呼吁双方增进了解，处理好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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