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着力于军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经济、科技、劳动力素质等因素总体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苏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生产体系。与西方相比，苏式武器系统虽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工艺水平相对不精、全寿命周期相对较短，但成本相对低廉、简单实用、易于维修建造的特点恰好符合基础薄弱国家和文化水平不高群体的需要。凭此特色，苏式武器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年代开始，军火出口、军事合作就一直是苏联在五大洲输出影响、争取伙伴的重要外交手段。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军火出口和援助，高峰期近两万名军事人员驻扎在非华约成员的28个国家，组成了与西方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前锋，也体现出苏联的国际影响力。AK－47、米格飞机、萨姆防空导弹和T系列坦克实际已不仅是相关企业的品牌形象，更成为苏联的一张国家名片。
享有崇高地位的军队加上掌握主要经济资源的军工综合体，无论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为保证自身优势地位，这两大相互关联影响决策的重要层级，必定要对国家的安全防务、外交政策、世界认知等发挥独特影响。例如，苏联军事思想中关于战争危险始终存在的判断、进攻性防御的战略构想、通过支援其他国家获得遏制西方战略据点的战略需求等等，都会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得以体现。而反映它们立场的政策一旦在外部引发回应，又反过来进一步认证其看法。这一点在冷战期间东西方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长时间的相互遏制对抗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在长期应对内部维稳和外部威胁的过程中，俄国特别是苏联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家情治系统。渗透在社会和国际各个领域的这支力量已不仅仅是一种业务团队，实际上变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在三个方面展现出显着的特点。一是数量庞大。著名的克格勃在鼎盛时期包括外围人员有几十万之众，由于意志更坚定，职业素养较高，工作能力强和群体效应，成为国家干部的重要来源。二是影响巨大。在苏联时期，情治系统是维护国内安全与稳定、打击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力，又是控制东欧“卫星国”、了解世界情况、支持其他国家反帝运动的重要工具，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披露出来的情况证实，在处理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等许多关键事务上，是克格勃的情报与意见影响了最高层决策。三是具有强烈的思想形塑能力。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情治系统形成强烈的“敌人”意识和“敌情”观念，这与国家长期秉持的动员体制相吻合。体制运转和情治工作需要共同推动“假想敌”思想的确立，影响内外政策的制定。如果说军事力量构建苏联的肌肉，情治群体则塑造国家须臾不敢放松的“敌情”意识以及据此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和心态。
三、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积极外交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俄罗斯不可能偏安一隅，采取“闭关自守”或“孤立主义”的发展政策。特别是摆脱蒙古统治之后，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更与外部世界演变联系在一起。在几个世纪里，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强国相比并不具特别优势，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因而，仅靠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显然不够，谈判桌前的折冲尊俎同样是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积极活跃的外交成为与国家成长密不可分的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
欧洲是近现代外交的开端和活跃场，几百年里上演了无数群雄逐鹿的活剧，俄国就是其中最活跃的身影之一。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首先是战争，俄国都参与其中，且不说在东欧、中东、巴尔干发生的数百起战争，甚至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南美独立运动中，也能发现俄国因素。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时，俄国还只是欧洲的一个边缘角色，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北方战争则开始使欧洲意识到俄国已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而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已经站到欧洲政治的舞台中央。正是外交事务上的积极参与，以及娴熟地将武力与外交斗争相互配合，使俄国在不断扩大版图的同时，也迅速成长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玩家，或者显示存在，或者对事件进程发挥影响，或者直接攫取到好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