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政与外交非同寻常的联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治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又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在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内政和外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政治学定律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其关键在于，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一般的国家间权力争夺，还涉及俄国文明特殊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争论，涉及国家发展道路的取向，涉及治理模式的选择，涉及政权的稳固与否。外交与内政联系如此之紧密，牵涉如此之深广，系其他大国所无。何以如此？这主要缘于：一方面，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主要依靠借鉴外部经验，而又无法处理好外部经验与俄国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撕扯贯穿始终，一方无法压倒性地盖过另一方，二者在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外部因素极易成为影响天平倾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俄国的弥赛亚情结使对外活动具有浓重的宗教传道色彩。无论是沙俄的“正教”，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样板”，俄国人都有将其传之世界各国的冲动，但这些所传之“道”一旦在域外被证伪，在俄国国内的合法性也就会随之受到冲击。沙俄的覆灭因于此，苏联的解体也因于此。
起于彼得一世的扩张和追求地缘安全斗争，启动了俄国持续向西欧学习的进程，开始争夺欧洲主导权的努力。这样一个以西方为指向、与西方开展竞争的历史过程，使俄国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相联，也开始埋下西方对俄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影响的根源。如果说彼得大帝的改革还主要是在器物、技术和某些制度设计上的西化，那么为俄国赢得波兰和克里米亚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更进一步。启蒙主义的热潮彼时正在西欧掀起，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交流甚密。她根据孟德斯鸠的学说改革俄国法典，实行“开明专制”，表明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已经由器物、技术、制度升级为思想。欧洲文化也由此开始真正意义上地“侵入”俄国。所以后人说：彼得创造了俄国人的（西方式的）躯体，叶卡捷琳娜则为俄国人注入了（西方式的）灵魂。
但必须注意到，两位大帝开启和拓展的开放均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学习的目的不是成为西方，而是更好地与西方竞争；学习西方是用西方先进的技术使俄国更像俄国。因此，学习西方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和消化，以适应俄国的土壤和朝廷的需要。因此，俄罗斯的西化改革从来不是从下而上由民众中生发出来的。学习西方的关键推动力一直都是来自传统的专制政权，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不过，虽然存在文化、社会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在那个时候的俄国统治者和精英心目中，俄国与欧洲在政治和思想上还不明确区分“我们”与“他们”。18世纪西欧的新思想并没有构成对俄国传统的真正挑战，欧洲与俄国一样的君主制度、自身战国纷争的乱象以及刚刚迈开资本主义时代的步伐，也远没有进化到成为“榜样”的程度，更没有形成以“西方”为标签的一种政治模式和文明概念。所以，彼时俄国不存在“是否融入”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从1789年以后逐步开始的。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借此前已初步形成的新生产方式和思想启蒙之力，在欧洲掀起的民主、民族革命狂潮才让俄国感受到影响政权和帝国稳定的新压力。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将攻占巴士底狱称为可能影响欧洲的“瘟疫”，她的“开明专制”也从此时转为保守。第二和第三次瓜分波兰也是沙俄基于维护专制制度、巩固帝国统治的考虑而进行的。此后的拿破仑战争则进一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和更深刻的制度层面，猛烈地冲击欧洲专制制度和多民族帝国两大旧的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814年俄国军队首次进入巴黎时，卫国战争的胜利者哪怕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也要担负起欧洲秩序缔造者的职责，更准确地说是“旧欧洲”君主制度的重建者和欧洲保守主义同盟的领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