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基建启动之初，官方便已为其定调，拒绝传统基建那样的“大水漫灌”，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有要引入民间资本等新的举动。这是为了避免走传统基建“一哄而上”的老路，造成新的产能过剩。
新基建大多属于“科技基建”，除了5G基站和大数据中心建设外，更大的投入是在技术和人才上，硬件铺设仅占较小部分。因此，新基建投资的原理幷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其意义更在于附着其上的“衍生物”。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郑剑曾表示：“要以新基建为牵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和提升效能，统筹推进更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项目建设，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
与其说新基建是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不如说着力点更多放在了培育新产业、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上。
最后是长期政策，启动要素市场改革，以期“改革红利”的到来。 本月初，中国官方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其中改革规划涉及了土地、户籍、金融、数据等方面，可以说涵盖要素市场改革的新旧方面。可以预见，要素自由流动与要素价格市场化将成为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抓手。
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商品的定价、流通、分配等方面的市场化已十分充分，但是在要素市场领域，政府对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干预仍然较多，本轮改革便是要使要素在不同经济体间配置不均衡的情况有所改观。
要素市场背后盘根错节，涉及各个组织与部门的利益。重启要素市场改革将是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重要切口。若改革有成效，不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会有所提升，同时户籍制度、农民土地确权等社会问题也将得到相应解决，势必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但要素市场改革是深层次改革，涉及领域众多，其艰难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短期不一定能看到功效。
从中国近期出台的宏观政策来看，有整体政策“后移”的现象。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产业链都会在供给与需求端产生深远影响，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启动新基建，注重新旧动能转换，同时也有“向改革要红利”的举措，这些都不是疫情之后才有的筹谋，除了政策定力外，也体现了在变局中谋求自我突破、“稳中求进”的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