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台北5月4日电(作者 张亚中)1919年的5月4日,一群北大学生冲出了校园,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口号,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火烧了赵家楼,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898年,德国藉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强占胶州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日本顺势向德国宣战,9月初占领青岛。
北洋政府并非无能之辈,现有历史档案显示,一战一开打,1914年10月13日,北洋政府已要求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研究如何利用战后的情势收回山东。
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公理战胜强权”,后来又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建议”,这对于当时被强权欺负的弱势中国来说,这是久旱逢甘霖的期盼,在外交政策上决定追随美国、依靠美国,希望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美国人能够捍卫公理、支持中国。
1918年,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举国欢腾,当时的舆论甚至要求北洋政府的外交家们,能到巴黎和会把朝鲜、越南、琉球、甚而台湾、香港、澳门,全部要回来,但是当时的外交官头脑清楚,认为以“战胜国”的身份,能够废除伤害中国主权的《辛丑条约》,才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山东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当时的作法是,一方面拉着日本人,希望日本支持废除《辛丑条约》,山东问题以后再说;另一方面拉着美国人,希望美国支持废除《辛丑条约》。
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前夕突然变卦,原本要在经过日本时,拜会日本高层政要及天皇,寻求支持,但是后来却低调访日,短暂停留后快速赴美。陆征祥高调访美,双方协同了外交立场,然后乘坐美国政府的专船赴巴黎开会。
1918年12月2日起,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就突然从“联美联日”变成了“联美制日”。依照日本人后来的说法,新崛起的美国在东亚需要一个战略伙伴,是美国要求中国选边站,而中国外交也选择了美国。事后来看,当五四青年要求反日时,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们早已定下“联美制日”此一战略方针。
1919年的1月11号,中国代表团抵达了巴黎,其中三位主其事的重要外交官可不是泛泛之辈,而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博士的外交才子顾维钧与当时驻英国公使施肇基。他们不是酒囊饭袋,如果他们搞不定的事情,大概靠学生示威游行也难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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