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2月12日电／主题为“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的“台北会谈”，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前、昨两日在台北举行。与会者既有大陆地区的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及一众“大咖”式的对台研究专家学者，也有台湾地区专门进行大陆事务和两岸关系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更有民进党阵营专注两岸事务的高级党干及前任政务官。而他们两天来所谈的议题，紧紧围绕着“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的主题，红蓝绿政治光谱的学者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甚至针锋相对，擦出火花，而且所谈议题的“政治性”的“含金量”甚高。
新华澳报今天刊登富权的专栏文章指出，可以说这是民间学者层次的“两岸政治对话”。但由于与会者既有大陆国台办的高级官员，也有马英九政府的两岸事务高级智囊，还有民进党的两岸事务高级党干，因而也有带有了“半官方”的意味。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场“台北会谈”是“两岸政治对话”的“初级阶段”。
文章说，本栏日前述评，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团访问北京，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十八号楼会见辜振甫一行，提出两岸应当进行政治对话的诉求。而辜振甫一行随后抵达上海，与海协会长汪道涵会晤，并达成了四项共识，其中第一项就是“两会决定进行对话，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各个方面，具体的安排由两会负责人另外商量。”由此，在台湾政坛上和媒体中，都掀起了一股喜迎“两岸政治对话”的热潮。此时，张京育就以“陆委会主委”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回头看来仍具有积极意义的谈话。这个谈话有两个要点，其一是“两岸政治对话是两岸政治谈判的初级阶段”，其二是“提前进入《国统纲领》中程阶段”。按照张京育的说法，可将两岸政治互动分为两个阶段，其中“政治对话”是“初级阶段”，是“最低纲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可进行；而以两岸和平统一为标的的“政治谈判”，则是“高级阶段”，也即“最高纲领”，但当时并未具备条件，主要的障碍是在于“大陆尚未实施台湾式的民主化”。
张京育将两岸政治互动分为两个阶段的这个思路，确实是值得海峡两岸的当权者和民间学者专家思考的。尽管马英九现在对进行两岸政治协商有疑虑，担心会被“独派”“污名化”，因而违背他当初在参与《国统纲领》和“国统会”关系“一个中国”涵义的研拟工作时的初衷，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深水区”之后，就固步自封，踌躇不前，拒绝进行两岸政治协商；但从他近日的谈话看，却未心会对两岸政治对话予以完全拒绝。尤其是他所说的“大陆应先提出两岸和平协定的实质内容”，说明和平协定应扮演何种角色，“可否让两岸关系比现在做得更好”，及“两岸和平协议洽签必须务实，达到对双方有利，且维持可长可久的关系”，就有所“松动”。因此，如何仅仅捕捉住这个微妙机会，将之扩大延伸，促成两岸政治对话，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累积互信，壮大有利条件和社会氛围，形成马英九去年谈到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所需的几个条件之一的“当人民有需要”，就应多举办这种民间政治对话，在民间以至政坛上营造和累积气氛，在两岸政治对话的“初级阶段”成熟之后，进入由官方主导的两岸政治对话的“高级阶段”，也就水到渠成了。再按照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或是“量变促质变”的规律，将由官方主导的两岸政治对话作为两岸政治协商的“初级阶段”，然后促成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高级阶段”。因此，这场“台北会谈”的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其实，即使是在民进党阵营内，从许多迹象看，也是处于“事情正在起变化”之中。虽然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出于个人政治企图心考量，及受到党内“独派”挟持，仍然扮演着“关门派帮主”的角色，但其实党内有着更多的“交流派”，甚至是在“潜意识”中还有着“大中华”的意识。比如，曾受陈水扁委托起草“第二共和“宪法”草案”的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台北会谈”上就提出“大陆朋友是不是也应考虑向台湾开放直选，让台湾人有机会选出你们的领导人？”的问题，尽管从表面上看，他是要在“民主”问题上“将”北京一“军”，但实质上，还是有“两岸一国”的“潜意识”。实际上，如果是坚持主张“台湾独立”，就没有必要诉求台湾人民有权参加大陆的国家主席选举了。这种“潜意识”倘能将之紧紧抓往，并予以扩大延伸，是有利于为进行两岸政治对话以至是两岸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被视为“关门派帮主”的苏贞昌，对“台北会谈”也持积极态度。昨日他就表示，民进党不会回避中国，也希望中国瞭解民进党不是透过国民党，而是透过各方面瞭解台湾，这样才会全面、不是片面或一厢情愿瞭解台湾。这一次“台北会谈”有民进党同志参加，虽然不代表民进党，但他们的理念与党一样，代表台湾多元声音。其实，他还是派出了“民进党的代表”吴钊燮与会，并发表反映民进党中央的立场的演说的。就此而言，这场“台北会谈”就被赋予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有了民进党人的参与，使得这场“初级阶段”的“两岸政治对话”，较为全面、完整，而不是民进党人经常批评的北京只是从国民党那里获得台湾地区的民意资讯，因而不能代表全体台湾人民。而且，由于有了民进党人的参与，也就使得这场民间性的“两岸政治对话”，具有较高的认受性和公信力，对于日后进行正式的两岸政治对话时，具有很高的启发及比照作用。
文章认为，民进党的高级党干及前朝政务官参加“台北会谈”，这也折射了民进党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态度发生了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变化。其实，从历史上说，民进党并非是“一贯性”的反对两岸交流的，反而曾经抱持颇为积极的正面态度。最初，民进党包括其前身“党外”，是极力主张两岸交流的。就在国民党政府尚未宣布解除戒严、终止“戡乱动员时期”，严禁台湾居民前往大陆之时，就是后来成为民进党骨干成员的“党外”人士，发起推动两岸交流的活动，推动及协助老兵返回大陆探亲，并主张两岸经济合作。而打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冒险前往大陆进行采访的《自立晚报》记者徐璐、李永得，其实他俩的政治立场是倾向“党外”的，后来也成为“扁政府”中的大员，其中李永得现在是高雄市政府政务副市长，是陈菊市长的得力助手。在“党外”活动史很著名的“桥头事件”，其主旨还是追求两岸统一。只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强大民意压力之下，解除戒严及终止“戡乱动员时期”，开放“总统”直选，民进党“争自由，争人权”的主诉求失焦，“台独”的主诉求上升为主诉求之后，民进党才开始反对两岸交流。在二零零八年失去政权时，还发动万人上街抗议到台北参加第二次“陈江会”的陈云林。但后来迫于时势发展，尤其是面直二零一二年“总统”选举失利，终于也认同了“ECFA”，也不反对两岸交流了。因此在民进党内，部份地发生了“否定之否定”的效应。
今次民进党有人参与“台北会谈”，其实就是在政治领域内也部份地发生“否定之否定”的效应，亦即从当初的支持两岸统一，到后来予以否定、反对，现在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的发生“否定”变化。这个有利时机，不可轻易放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