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占中”与“旺角暴乱”
2014年9月28日，发生的“占中”事件更是以学生的“罢课运动”为序幕，以在校大学生为运动主力。据统计，参与占中事件的13万人中近10万都是青年。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及常委罗冠聪，于9月26日当晚分别爬过围栏进入“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并在台上呼吁市民参与，其后分别被判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现已全部提起上诉。整个“占中”事件程序中，“港独”势力利用政治归属感薄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但可塑性较强的学生来充当革命的先锋，这是西方颜色革命势力惯用的手段，使“占中”事件逐渐演变为“港版的颜色革命”。
2016年2月8日，香港旺角暴乱发生以来，共有69名涉案人士被警方逮捕，44人被警方检控参加旺角暴动，另有1人被控非法集结。⑥在这份名单中，青年占据重大比例。其中还包括一名年仅15岁的初中男生。在两名被告中，一名是22岁的沙田专业教育学院学生何应杰，控罪指他们在２月８日至９日的凌晨，于旺角参与暴乱活动。其实无论是“占中”事件还是“旺角暴乱”，激进分离势力和“港独”分子，他们不仅发动学生参与其中，而且都在多个场合强调必须坚持“武装、暴力”的方式，提出“学生必须流血”的要求。学生沦为“港独”势力的工具，也注定会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3.香港中文大学撕海报事件与香港教育大学“民主墙”事件
2017年9月，随着香港各大院校开学，“港独”势力标榜“言论自由”再次入侵校园，将黑手伸向青年学子，香港7所高校内陆续出现“港独”横幅和海报，期间发生的9月5日香港中文大学撕海报事件与9月7日香港教育大学“民主墙”事件，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周竖峰以“支那人”辱骂内地学生，引发舆论热议，激起各方声讨，受到强烈谴责，同时更值得人们深思。
2017年9月4日，香港中文大学恰逢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校园内却出现了很多带有“港独”字眼的横幅和海报。9月5日晚上，港中大民主墙又贴满“拒绝沉沦 唯有独立”的海报，一名内地女学生出于义愤撕下海报后，又与“港独”学生激辩民主。相关海报已于9月7日下午被清除。这些言行不仅突破了法治底线，有的更突破了人伦底线。在此之后，因为不认同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的观点，香港教育大学民主墙更现“恭喜”其丧子的文字，事后，香港社会以及中央政府对此纷纷进行表态。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大学的10位校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珍惜言论自由，但是谴责近来有人在“港独”问题上滥用言论自由为自己辩护的行为，强调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有自由就有责任。其中，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向全校师生发公开信强调回应校园张贴“港独”海报事件：“‘港独’不但违反基本法，也和我个人意愿相违背。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是不争事实。”
39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事发之后致信香港教育局，要求严肃处理大学校园内的“港独”宣传品，以防止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校园散播“港独”。立法会议员，代表的是广大民众的声音，说明校园里的“港独”并非香港人心所向。
关于大学校园出现“港独”的海报及标语，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是否尊重“一国两制”、爱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障自由权利的宪制问题，并不存在限制学生言论自由，干预大学学术自主，毋须混淆视听。⑦林郑指出，“社会各界人士应合力纠正这种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让香港能维持一个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共同捍卫社会应有的道德标准”。同时强烈谴责，“港独”不符合“一国两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对于大学校园内持续出现此等违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言论，我亦予以谴责。
201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珍爱香港，就请守住底线》，⑧文章强调，一些人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在校园“播独”，然而，任何自由都有底线，言论自由也有法律作为边界；“港独”违反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宣扬“港独”也触犯香港的有关法律，这些均属违法行为，并非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这种行为并不因为发生在校园就有了“挡箭牌”；法律之外更有人伦底线，“恭喜丧子”言论遭批“太歹毒”、“不是人”；这样的极端言论更有违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人性的底线甚至都不存在。文章称，涉事者若成为未来教师，影响着实堪忧。文章总结说，“港独”违法，“恭喜”无良；并再次引述林郑月娥所言，“社会各界人士应合力纠正这种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文章进一步指香港不能陷入“泛政治化”漩涡，香港经不起折腾和内耗，并回顾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遏制港独，关乎一国两制，关乎法治根基，关乎香港的繁荣稳定，每一个珍爱香港的市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制止港独行为”。文章称校园是学习的地方，每一所大学的管理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制止违法行为，让学生有安静的学习环境，让香港有健康美好的未来。⑨
在港中大撕海报事件和教大民主墙“恭喜”事件之后，也一度引发言论自由是否遭滥用争议。“港独”势力，以“言论自由”为藉口，通过校园与网络等方式宣传、渗透“港独”理念。香港是一个高度自由、多元、开放的社会，因而，香港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较为模糊，这为某些“港独”势力与“反中反共”人士提供了舆论造势的空间。言论自由本是香港民众极为珍视的基本权利，却被别有用心的“港独”势力用于谋求“香港独立建国”的价值诉求。校园与网络的活动群体主要集中于青少年群体，他们的主体意识较强，是非辨别能力差，价值观可塑性较强，成为“港独”分子争取、蛊惑、拉拢的重点对象。
任何自由都有底线。一些“港独”分子无非是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法律。“港独”违反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散播“港独”也触犯了香港的有关法律，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并非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这种行为其实不会由于发生在校园就有了“挡箭牌”。其实，搞“港独”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并不代表广大学生青年。中央和特区政府爱护香港的年轻人，但绝不等于可以容许极少数的大学生肆无忌惮宣扬“港独”。反“港独”是中央的原则立场，不可动摇，对校园“港独”也是如此。
二、校园“港独”现象的探源
（一）校园“港独”产生的社会根源
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导下，内地社会与香港社会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频繁，在“陆港融合”的同时，两地社会之间也出现了不少摩擦和冲突。近年来发生的“双非子女”以及“自由行”，内地人拥至香港买房使得房价上涨等问题，香港市民认为大陆民众正在抢占其空间与资源。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深入实践，一些矛盾日渐显现。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另一方面，政商关系密切利益交错。社会利益格局日趋固化与社会阶层日益定型。部分香港青年难以通过个人奋斗跻身社会中产阶层。在就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成为“港独”的拥护者与主力军，并且日益侵入香港校园内部，继续呈现低龄化、校园化等特征。
（二）校园“港独”产生的政治根源
九七回归以来，港人的政治意识得到了一定发展，本土意识的诉求在香港政治生活中得以体现。但是，在香港本土政治中，香港“爱国爱港”建制派与亲西方泛民派形成相互对抗的态势。尤其是在关于《基本法》、“一国两制”、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等问题上政见分歧。期间就引发2014年关于诉求“真普选”的“占中”事件，立法院“拉布”⑩现象等时有发生等。两大党派常常因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争论而忽视关切香港经济民生的具体政纲。这样的政治内耗加剧了香港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一国两制”的曲解，甚至是排斥。
（三）校园“港独”产生的文化根源
文化在培育民族和国家认同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港英政府时代遗留下的社会文化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香港，在后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内地便成为一些港人情感抗拒的对立面存在。九七回归后，香港理应致力于解脱大英帝国主义的文化枷锁，然而，香港并没有在文化价值层面展开“去殖民化”努力，更没有把“去殖民化”与国族（国家、民族）意识回归作为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一部分来加以重视。中央政府也没有对教育做任何要求甚至预设，中央对香港教育一直秉承着“不干预”的原则。然而香港激进分离势力却一刻没有消停，更是加紧把“自决”、本土化、反党反大陆的思想以演讲、宣传等形式灌输给香港青少年，使得香港教育反而成为了他们的“洗脑基地”，香港与内陆在融合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在“港独”分子看来，“‘中国性’与‘香港性’（Hongkongness）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他者’对‘香港自我’构成政治‘强权’压迫，只有解构‘中国性’与颠覆‘大中华主义’主导地位，才能形成自由、自主、自治的香港主体性”⑪。由此可见，“港独”思潮正是依附于后殖民文化，重演文化霸权的逻辑，将社会矛盾的矛头对准中央与特区政府，“去大陆化”的“港独”邪路日渐偏离“一国两制”的正常轨道。
三、校园“港独”现象的应对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港独”以及校园“港独”的问题，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香港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与难题。反击和应对“港独”以及校园“港独”，不仅需要政治、经济与法制等方面的行动，也需要从文化教育层面进行。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如何在香港社会以及学校内抵制“港独”思想发挥最大功效，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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