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考一下汤因比（Toynbee）所述的文明变动的公式：文明呈现有发生、成长、衰退、解体、向下一代文明转化的过程。文明受地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地域统治者的行为，这两个条件左右。统治者必须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文明在应战中成长。但如果应战失败，文明会开始衰退。统治者失去应对能力，社会又会拒绝服从，内部分裂。而统治者就更要强化自己权力，结果发生阶级性的对抗运动，文明发生解体。
f，文明学的宿命性。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需要开拓建设性的文明学理论，警惕文明决定论，避免宿命论的陷阱。
三、“地域研究"文明学领纲重写中华史、世界史
文明学如何领纲地域研究，综上所述：文明在国际地域空间里超世代传承，它体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亦即人们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着眼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既然是人们在不知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那就有可预测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及非利益动机的性质。这跟国际关系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现实主义理论常把国民国家、人视作追逐利益的理性行为者。
具体来看一下中华文明圈。日本已故东洋学大师沟口雄三（东京大学教授）写道:“中华文明圈的中心和周边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往复关系”，这个“曾被认为是旧时代遗物的中华文明圈的关系构造，实际上不仅在持续着，从21世纪开始，又被环中国圈这一经济关系构造所再编，使周边各国再一次被周边化”⑥。沟口雄三论述中包涵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学术定论：中华文明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从古至今从未消亡的国际地域文明圈，其由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和其周边的中小国家构成。这是中华文明圈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本质区别。这理当是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时，必备的眼界和知识。
中华文明的定型正是在孔子的时代，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基本型可作如下表述⑦。
1，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在中华大地发生，农业产业革命和农商市场经济体系诞生。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起源于西欧的工商市场经济。
a,世界第一次技术和生产力革命：铁制农具、牛耕、乾地农法为代表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革命，使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农业劳动生产率爆发式成长，家族经营方式得以普及。
b,世界第一次生产方式革命由此引发：农家独立经营导致井田制崩溃，土地实质私有化，农奴转变为自耕农、自由人。
c,世界第一次市场经济体系-农商市场经济体系由此诞生。相对于此前，只存在于独占生产资料的诸侯经济体之间的交换，此后演变成了一盘散沙似的无数自耕农家经营体之间及其于城市市民之间所需求的巨量次的商品交换。齐国国都就曾达七十万人口。由此，无数的商人，星罗棋布的集市、城镇、以至“一带一路”得以生成发展，强大的商人阶层得以形成。中外学界存在的中国农强商弱、重农轻商，因此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错误的。古代中国国家及舆论是因为看到重商轻农将危及农业这个实体经济，才强调要重视实体经济，宣传重农轻商。而实际上被“轻”了的仅仅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恰如今日，有巨大财力的还是沃尔玛、阿里巴巴们，是商人们。
2，在社会和国家关系方面，世界上第一个全民都是独立自由民的社会和完全官僚（公务员）制的国家应运而生。
a,农民的独立使统治者无法利用大小诸侯实施统治，无数的独立农家和商人更使统治者必须雇佣大量的行政官僚进行直接管治。
b,为培养官僚，世界上有了第一所学校，有教无类。第一位老师，孔子；第一套国定教材和国家意识形态——儒学问世。渐次世界上第一个“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科举制”形成，成熟。那位法兰西斯·福山刚涉猎了一点中国古代政治的知识，就惊呼：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范例”(paradigm)，说很多“现代国家”才具有的要素，中国早在西元前三世纪就已具备，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⑧。他不知道我们早有上述研究，也不知道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就有过同样的惊呼，他竟然不知道发祥于英国的西方近代官僚制就是从学习科举制开始起步的，这在西方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中也已是定论。
c,强大的商人阶层谋求更大的统一市场，仅仅是农民是不会去谋求一带一路的。同时，行政官僚体系远优于诸侯的广域执政能力，又使统治者有能力直接统治更广阔的地域。巨贾吕不韦拜相，秦皇一统天下，汉武力拓一带一路，中华天下是随着商路的开拓而不断扩容的。
在这里可以举例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中国外交自古以来是以经济为中心开拓一带一路，酿成了以中华以远旧大陆的中心、周边、伙伴三维关系圈的互利互惠的世界秩序。
古代中国是农商市场经济体系，是农商自由民社会，是行政中心统治体制及官民重层集权体制的国家。这是近现代中国治理体制的独特的基本权力构造——重层集权体制的起源。
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是工商市场经济体系，是工商自由民社会，是行政中心统治机制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构成的重层集权治理的国家体制。当然，现代中国还受到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比如引入了“政党”等等，这些融合于中国的政治文明而形成了独特的党政关系制衡的治理体制。
在这里可以指出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中国的外交也是中央和地方的重层外交。比如说，南宁市发展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心城市，山东省在青岛市独立自主先行打造着中韩日自由经济区，而中韩日国家层面的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却因日本的倒行逆施仍处在停滞状态。
四、“地域研究”文明学领纲重视中日关系
1，日本精英对东亚地域的理性认识
a,日本的史学家有一个关于日本定位的共识：中华文明圈中的日本、日本文化。
日本史号称两千年，承认近代以前隶属中华文明圈。史学在日本分为三大门类：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所谓东洋史就是研究近代以前以中国史为中心，涵括今日之东亚地理范围，当然涵括日本的中华文明圈史。日本有政府资助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有东洋文化研究所，却没建什么日本史、世界史的国立研究机构。
东洋史学在日本是一大学科，大学统考一定会有文言文试题。偌大东洋，今天只有日本没有丢掉汉字，韩国是在重拾汉字，越南是完全丢弃了汉字。但话说回来，在越南，社会科学院改称了“翰林院”，只有中国研究所是国别研究所，其他都是地域研究所，而中国研究所又最大。日本人不忘根本。特别是史学家们，饱读经卷，少有沦为反华小丑，去咒宗辱师的。
近代以前，东洋国际体系由册封关系、朝贡关系、华夷关系构成亲疏的重层式构造（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日本两千年，这三个角儿都演过。卑弥呼女王的倭国，曾冒死渡滔滔东海拜汉、魏，求来“汉委奴国王印”和“亲魏倭王印”两颗纯金印。前者实物出土，被封日本国宝。明朝时，日本的亲王、将军们也有的求到了“日本国王”的册封，以至天皇无光。史上知名的遣隋使、遣唐使是来朝贡和留学的。明朝海禁后，又有日本两派争朝贡正统，被明朝一怒禁止来贡。海禁和禁贡是禁了海上交易，禁了丝绸之路。这就带来了以走私为主业，实际上是以华商为中心的“倭寇之乱”。此后中日间就剩下渐行渐远的华夷关系了。
b,当代日本大家所述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在
寺田隆信（京都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故人）写道：“中国的文明源于自创，（略）幷由子子孙孙们继承发展，绝无断代直至今日。（略）这一事实就是中国史和文明区别与他国的决定性特征”⑨。
前文引用过，沟口雄三（东京大学教授，故人）论断：“中华文明圈的中心和周边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往复关系”，这个“曾被认为是旧时代遗物的中华文明圈的关系构造，实际上不仅在持续着，从21世纪开始，又被环中国圈这一经济关系构造所再编，使周边各国再一次被周边化。”笔者在“沟口论断”的两年前就从日本最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了这样的日文书《膨胀的中国 被吞没的日本》。可见，在日本“沟口论断”并不是罕见之说。
五百旗头真（歴任神戸大学教授、防卫大学校长）在2014年日本亚洲政经学会年会的主旨讲演中指出：中国的超级大国化是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巨变。日本地处涉中最前沿。在考虑如何应对时，日本应该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汲取教训：教训之一是，追求势力均衡以维系和平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教训之二是，对峙中偶然发生的冲突曾引发大战。可见势力均衡体制是不能防止戦争的，预防和控制偶发冲突是极其重要的。为今日计，可以说和平寄托于超级大国的自制，及中小国家应寻求与超级大国的合作而不是对立。
笔者观之，五百旗头真的结论正应了老子曰“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五百旗头是对日本安倍首相的反华政策进行了严厉批驳。
田中明彦（歴任东京大学副学长、政府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白石隆（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学长）都利用在报纸撰文的机会写道：当今世界美中是领导型世界大国，日本不是世界大国，不应该去参加美中博弈（日本经济新闻）。
田中均（元外务省审议官，相当于外长助理）曾多次说：“日本不要总盯着中国，中国说黑日本就一定说白，对日本有利才是日本外交的出发点”(在二松学舎大学跟笔者同台讲演，2010年)。“时时处处显示对中国的敌视敌对，世界会怎么看？这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在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讲演，笔者是常务理事，2015年）。
c，日本经济学家看中国和世界经济
文明学的视角，同样影响着知识精英对今日中国经济的认识。“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来时常讨论，评述中国龙头经济学说。
⑴生产财，即能源、矿物、资金、技术和商品开发等都向中国集中；形成商品财，即制成品、消费品向世界扩散，由此构成现今的以中国为龙头的世界商品经济大循环。
⑵参入或脱落出这个世界商品経済大循环链条将决定各国企业的兴衰，进而左右其国家的命运。此谓围绕中国中心而循环着的命运共同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日本，2015年的典型事例就是夏普的沉浮。百年企业夏普有世界第一的液晶技术，但是小米手机因性价比而决定不用夏普的液晶，导致夏普面临破产，被迫卖身总部在台湾事业在大陆的鸿海公司。日本企业尽管握有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但是零部件企业就是打下手、打工的命运。
加藤弘之和丸川知雄是现今并列第一的两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解释。
加藤弘之（神戸大学教授）在代表作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共存的“暧昧”局面，看似矛盾，似乎不适应市场经济机制，但实际上两者在总体上相克相生，促进着各种竞争，创出了非凡的竞争力。这种“暧昧的制度”，反而使中国经济占尽两面的优势⑩。
丸川知雄（东京大学教授）的代表作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在大众，是无数的大众不间断地创业创新，没钱大家凑，破产了再从新干。人人想当老板的大众们前赴后继，演绎出了发达国家企业无法想像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大众资本主义⑪。他在新书《中国循环》中通过计量研究证明：世界上曾只有围绕美国或说发达国家这个中心循环的世界经济，现今首次出现了围绕中国中心循环的另外一个世界经济中心。可以说，丸川先于中国学者实证了一带一路蓝图的客观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并揭示其重点地域。
总而言之，日本不乏识理之士，学问做得认真又客观。识理之士用不着吾国人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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