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校的目的不在大，而在强。”今年9月，浙江大学召开并校发展20周年座谈会，作为四校合并亲历者的党委书记邹晓东说，过去20年浙江大学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不仅实现了办学规模的超常规扩大，更达到了内涵质量的跨越式提升。
“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多种形式进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打破了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实现了优势互补，教育资源的合理重组、配置和充分利用，而且调动了中央、地方及社会各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使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了明显提高。”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中这样评价。
在改革部门办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也逐步下放到省级政府，比如2000年，高职学校的审批权下放给省级政府，以前所有高校都需要教育部审批；把相应专科层次的招生计划权下放到省。这两个权力的下放，扩大了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同时不少原属中央部委管理的高校也划分地方管理或与部委共建。
这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使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省级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格局由此基本形成，高校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能发挥更大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管办评分离
2017年山东的校长们共同关注着一件事：中小学和校长一律取消行政级别，实行校长职级制管理。通俗点说，摘“官帽”。这项最先从潍坊等地试点的改革在山东全省实施，山东的中小学校长从“行政人”变成“教育人”。
“全面取消行政级别，促进了校长专业化发展，市里对学校下放教学、人事、财务、基建等14项权力，进一步扩大了学校自主权。”青岛十五中校长孙睿说，改革也使校长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解决了长期以来校长责任大、付出多、待遇低、职业吸引力差的问题。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四川。四川大学附中西区学校自从开展“教师自聘、管理自主、经费包干”改革以来，办学主动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学生的学科合格率一跃位居全区前列。
从1985年至今，教育管理职能转变一直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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