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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军控与防扩散中心秘书长洪源 （中评社 李娜摄） |
此外，龙兴春表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可以从泛化“一带一路”的角度曲线解决，应当将印度对国家声誉、影响力的顾虑纳入中印合作的考量范围。最后，龙兴春从近日斯里兰卡债务陷阱问题出发，表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中国也应当严肃看待西方话语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要针对这样的话语体系陷阱提出解决方案。
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研究员、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葛红亮表示东盟十国具有多样性与统一性。东盟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相关情况都存在很大不同，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相应的国家利益也是多样化的，其中最重要的对美、对华利益也是不同的。此外，东盟各国法律机制、执法水平等方面具有统一性，东盟共同体建设在不断发展，在地区事务上有自己的协调机制。因此，在评判地区政策时不能简单二元论。
葛红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及双边关系不断推进与发展，取得了涵盖政治、经贸、安全防务、人文交流等领域的一系列成就。总体来说处于规模量增的阶段，规模量增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合作中出现很多摩擦。我们要对这些国家内部对华的不同声音进行客观的理解，抛弃要做“救世主”的心态。因而，在应对过程中必须有客观和主观的理解，在中美关系不确定、东南亚国家两边抉择的状况下，非常考验我国的战略智慧。整体层面来讲，还是以务实新的合作来推进中国跟东盟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但是这种合作不能离开价值观与人文交流。
本次“亚太”对话沙龙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传媒政治研究所所长赵瑞琦主持，他指出人类天生就是以共同体的形式连接的，在当下节点有几个方面可以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的重要性。一是从国际关系史来看，每个世纪的前五十年都是战乱重构的时代，当下面临秩序变革而不走向战争，需要思考技术发展超出对自身、对社会治理的认识的问题。二是全球权力转移，如何避免大国战争，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的扩散和交接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问题非常重要。此外，出现了全球政治觉醒为全球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
同时，赵瑞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可操作性，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政治诉求千差万别，这样一个千差万别的情景怎么以“一带一路”作为抓手，通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塑造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这需要我们掰开、揉碎从区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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