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条约精神引领规范下的中日关系实践方面，杨伯江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为中日和平合作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条约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并不断发展，共同汇成“条约精神”的总内涵，对两国交往与合作起着根本指导与规范作用。历史用了40年的时间证明，中日关系发展得顺不顺、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与对条约精神坚持得好不好成正相关关系，忠实践行条约精神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键之所在。首先，它管控突出敏感问题，细化规范涉台立场。第二，它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拓展双多边发展空间。第三，它把握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深化合作新机遇。
2017年以来，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给中日关系外部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包括中日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普遍造成压力，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被称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局势明显松动，东北亚地区酝酿“地壳变动”。中日关系面对新情况，共同利益上升，合作需求增大，抓住机遇推动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成为双方共识。安倍内阁一改此前的消极观望态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转趋积极，多次表示愿与中方共同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
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与日本领导人的会谈中，分别敦促对方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尽早落地；强调中日应抓住对方发展的机遇，着眼大局，加强经贸投资等互利合作，探讨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至年底，日本政府各部门提出并汇总了“日中在第三国民间经济合作”方针，相关合作正式启动。中日关系由此企稳向好，并可望借助“广阔平台持续深化扩大合作，最终带动两国关系全面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对于新形势下发展好中日关系的思考，杨伯江表示，确立于《中日和平友好和约》、在此后中日关系不同发展阶段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条约精神历久弥新，在新形势下更显生机与活力。其基本内涵概括起来包括：正视和正确认识历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和平相处，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两国不称霸，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谋取霸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坚持“求大同，存小异”。条约精神对当前及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其深刻内涵有待中日双方继续共同挖掘、深入领会、忠实恪守、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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