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快落实新版外资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行业准入。
随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颁布实施，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服务业开放大大超出预期。一是改善营商环境。优质外资不仅对政府工作效率、法制环境、市场环境等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者应该作为中国改善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二是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巨大，抓住新版外资负面清单契机，各级政府进行积极引导，争取实现对外开放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双重目标。三是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目标，重点引进高端跨国服务企业，在实现行业开放平衡发展的同时，扩大技术溢出效应，为产业升级注入活力。
第三，支持中西部自贸试验区创新，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一直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已经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短板。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五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获批将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未来可能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一是鼓励中西部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结合，支持它们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尤其要重视“向西”和“向西南”的开放，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中西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二是依托中欧班列，建设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中外合作物流园，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提高清关效率，推动降低中西部地区各类商品进出口的流通成本。三是支持中西部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园区合作，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提高中西部地区开展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第四，依托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积极引导企业对外投资。
“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今后应重点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依托产业竞争优势，规范企业“走出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管理等优势，加快“走出去”。二是做好东道国风险预警工作，尽量避免损失。“走出去”不同于出口业务，周期长，风险高，对东道国各方面条件要求比较高，一旦出现情况，损失比较大，这就要求中国商务部门要做好风险预警工作，防患于未然。三是鼓励企业抱团出海，提高抗风险能力。由于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体量还不是很大，“单打独斗”式对外投资的成功率比较低，要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工业园，抱团“走出去”，提高抗风险能力。此外，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信用保险覆盖范围，为“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五，扩大进口，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
从偏向“出口导向”的外贸外资政策，转变到出口与进口并重的中性政策上来。一是主动扩大进口，改善国内生产要素供给。通过进口优质产品，不仅可以直接改善中国供给质量，还能倒逼本土企业降低成本、改进工艺、创新技术，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有利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主动降低民生产品关税。在实现进口药品零关税、婴幼儿用品低关税等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民生产品进口关税，努力消除非关税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的制度型成本，真正改变中国进口产品中最终消费品占比较低的局面。三是进一步发挥进博会作用，搭建对外开放新平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中国将走向以内需为主、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化。要继续发挥进博会的引领作用，加快进口贸易制度改革步伐，释放进口在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政策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第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开放力度。
民营企业是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力军，而当前对民营企业的开放明显不足，因此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真正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尽快打破长期以来针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的“隐形门”，尤其是新版外资负面清单开放或放宽市场准入的行业，要更大力度向民营企业开放，培育和提升民企竞争力。二是产业政策向中立政策转变。调整产业政策和补贴政策，实现对特定企业的倾斜性政策向竞争性产业政策转型，构建开放合作为主导，符合国际惯例的产业政策体系，增强民企发展后劲。三是进一步扩大横向放权。通过多年的“放管服”改革，中国的纵向简政放权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横向放权改革力度不够。在坚持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与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应该加快横向体系改革，将本来属于企业享受的权利从政府手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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